第八节  和合思维（中）

                                         陈杰思

• 仇必和解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通过斗争而使邪恶势力压制下去，这也是化解仇恨对立的方式。对待良善势力，自然应当采用“仇必和解”的方式。对待邪恶势力，有时采用“仇必和解”的方式，可以感化对方，使邪恶力量朝着善的方向转化，但是，某些情况下采用“仇必和解”的方式，一味地退让，可能会使对方更加嚣张，让邪恶势力更加膨胀。中国文化强调“和”，孔子倡导“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老子讲“不争之德”（《老子》第六十八章）。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和而绝对排斥竞争、斗争、战争，在某些情况下，只要符合仁义的原则，竞争、斗争、战争就是必要的。

和解的方法：

1、运用恕道：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体谅对方的难处，体会对方的心情，从而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2、求同存异：在自己和对方之间找共同之处，在维护自己的不同之处时，也尊重对方的不同之处。

3、反求诸己：人们通常已形成这种思维定式：在出现失败、问题、冲突时，总是习惯性地寻找客观原因，寻找他人的缺陷、弊病，而忽视自我的不足、偏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求诸人”。如果双方都只想从对方身上找问题，只能是加剧双方的对方与冲突。“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荀子·荣辱》）孔子倡导“君子求诸己”，就是要每个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自己先认识到错误的时候，如果对方存在着错误，也应当帮助对方找出错误。每个人都要有“我错了”的意识，但是，也不能违背基本事实，将不属于自己的错误也承担起来。

4、谦和礼敬：如果采用粗暴的、攻击的、讥讽的语言和态度对待对方，刺伤对方的自尊性，即使对方在意识到自己有错误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尊的需要，也会坚决拒绝承认错误。英国行为学家I.W.波特说过：“当遭受许多批评时，下级往往只记住开头的一些，其余的就不听了，因为他们忙于思索论据来反驳开头的批评。”

5、有限忍让：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有句格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如心脏上插了一把滴血的刀，忍让是和解的重要方式。忍受别人的欺侮，忍受别人的刁难，忍受难以忍下的人或事，内心是很痛苦的。忍让是美德，但忍让也必须在正义的条件下进行，不能作无原则、无底线的忍让，特别是在自己忍让的时候，如果对方更加嚣张，更加邪恶，就不应当忍让。

6、合作共赢：冲突、对立的各方，通过“竞争合作”，形成共赢的局面。不能片面主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能搞“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不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彻底打败竞争者，只有自己是赢家，这种思维是有害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在同众多企业的关联中生存的，各个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消灭对手，往往是两败俱伤，会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之间通过加强合作，互相学习，寻找相同的目标，共同培育市场，共同发展和进步，从而提高整体水平。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

（经典诵读：和之仇必和解）

五、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应当如何做？

1、不同因素结合为整体

相互差异、对立的东西互济互补，以达到平衡、均平、和谐的状态，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要素、事物构成统一体。佛教有“月印万川”理论，理学有“理一分殊”命题。中医的藏象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的每个部分都隐含着其他部分及整个身体的信息，因此通过人的外部器官可以了解内部器官的生理或病理状态，根据局部的征兆，可以判断全身的健康状态。

2、不同因素结合而得到发展

对待“异”有三种方式：党同伐异，求同存异，敬其所异。党同伐异是错误的，求同存异、敬其所异则是正确的。让“异”的因素存在，吸取“异”的因素，事物才能得到发展。

有不同的因素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事物。但如果不同的因素是处于无休止的冲突或对抗状态，不能以“和”的方式形成整体，则新事物就不会产生。坚持同一，只需要同一的因素，则会使事物保持原来的形态，处于僵化的状态，得不到发展。

3、包容不同思想和意见

在《墨子•尚同》中，墨子主张，在一乡之内要先立一个绝对正确之乡长，而使一乡之民皆以乡长之是非为是非；在一个诸侯国之内要先立一个绝对正确之国君．而使一国之民皆以国君之是非为是非；在全天下则应先立一个绝对正确之天子，而使天下之民皆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样，天下就会没有不同的意见，思想完全归于统一，天下也就大治了！墨子的这一逻辑看似很完美，但是，在现实中完全行不通，因为，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人，所谓绝对正确的人，仅仅是假设，而非事实。儒家则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让人们作出选择。

（经典诵读：和之和而不同）

六、和而不流

“和而不同”在运用中有一个合理限度，就是坚持原则。《礼记•中庸》中讲君子“和而不流”。君子为人要和顺，但又不能无原则地随波逐流。可以容纳不同的观点，但如果不同的观点很邪恶，超越了底线，也就不能为和而和，而要坚持斗争，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按照“和而不流”的观点，对于种种歪理邪说进行斗争。孔子有“诛少正卯”之行，孟子则曾宣布：“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朱熹则认为：“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人人得而攻之。”（《孟子集注•滕文公下篇注》）

七、 中和之美

美是表示心灵进入充实、畅快、丰满、自由的状态。美的本质即在于：是符合义理的生命精神，是与人的高尚本质相一致、能满足人的健康的精神生活需要的生命精神。

具有“中和”生命精神的审美客体与具有“中和”生命精神的审美主体互相感应，即生成中和之美。对不符合中和特征的审美客体的追求，必然导致对自己的生命的损害，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中和之美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1、气韵生动：“气”为阳刚之美，“韵”为阴柔之美，两者相结合，呈现中和之美。中唐以前是“文以气为主”的时代，中唐以后则是“文以韵为主”的时代。越向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不断膨胀，生命不断萎缩，生命的活力受到扼杀，阳刚之美不断流失。有“气”而无“韵”，则显得粗野、直露，有“韵”而无“ 气”，则显得柔弱无力。

2、情境交融：人的心灵中的生命精神与万象万物的生命精神相互感应、相互交融。中国的画家所倡导的“心师造化”，就是指生命主体收摄自然万物的生命精神。“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朱子语类》卷三十一）陆九渊主张：“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瑟所以养吾之德性。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于此可见矣。”（《象山全集》）卷二十五）《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潜能和价值》中讲，高峰体验是“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之中，摆脱了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悄然消逝，他们不再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任何距离而相互隔绝，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

3、形神兼备：《荀子•天论》云：“形具而神生。”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提出“以形传神”，国画要表现人的内在气韵之美，而不只是描绘人的形貌。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书苑菁华》卷十八）中国的书画作品，以外在线条和色彩呈现出作者的生命精神。故，作者生命境界的高低，也就决定了书画品质的高低。书法的线条、结构、章法便是“形”，线条、结构、章法所隐含的内在情趣或意味，这是“神”。

4、文以载道：文学艺术承载道、表达道。文学艺术的根本使命是“文以载道”，北宋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 》第二十八）何谓“道”？“道”是指义理和真理。文以载道表现在人品与作品的关系上，就是德艺双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文以载道表现在社会功能上，就是寓教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文学艺术主要的价值是道德教化、性情陶冶，提高精神生活品质，改良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发展，承担“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任。

某些当代文学艺术作品，丧失了“文以载道”的功能，而是“文以生钱”。在金钱利益的引导之下，凡是能对作者产生金钱利益的作品，就大量地涌现；凡是对作者不能产生金钱利益的作品，就大量消亡。许多作品扮演“文以害道”的角色。物欲的膨胀，功利主义的泛滥，德性的沉沦，人与自然相脱离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审美领域中的异化：以丑为美或者以美为丑。

5、善美合一：义理产生美感：“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仁者与智者能够真正感知山与水的美，朱熹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解释是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四书集注》）如果美感与善相一致，则有益；如果美感与恶相一致，则有害。若无善作为美的内涵，则美流于浮华不实：“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朱熹《四书集注》）唯有脱离罪恶和邪念，无愧于心，才能心地坦然，圆融无碍地进入审美的乐境。孟子指出“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即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美若得到善的扶助，则美得以确立，若丧失善的滋养，则美走向畸变，甚至消亡。善的作用在于将人的情感导向正道，使之不流滥，将“情”导向“义”，将“欲”纳入“礼”，培养人的健全的生命精神。尼采则主张美与善的分离，他说“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偶像的黄昏》）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6、虚实相生：国画中有“计白当墨”，以虚白衬实景，虚实相生，空白处就是气韵往来之处，能“空纳万境”，呈现出无限的生命力。老子提倡“大音希声”。虚远与具体，空灵与实在，呈现中国园林流动灵活的景观。

7、阴阳相合：书法作品中存在阴阳两端的和谐统一。书法线条及布局中存在着曲直、鼓正、大小、方圆、刚柔、疾涩、轻重、徐疾、长短、粗细、疏密、集散、主次、虚实、纵横、藏露、斜正、向背、俯仰、断连、开合、收纵、起伏、动静，讲究左右揖让、上下连贯、前后呼应、大小适宜、疏密合理、节奏和谐、变化无穷，在运笔中有藏与露、快与慢、提与按、中锋与侧锋等技巧。

古人在弹琴前往往要沐浴、宽衣、焚香，以自由洒脱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奏之中。在弹琴运指时，做到轻重、快慢、刚柔、虚实、断续等的灵活运用，达到“人与琴和”、“指与弦和”的境界。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把绘画的点线用平、留、圆、重、变五个字概括，并解释其具体内容为：平，如锥划沙，笔锋与纸保持在一个水平上，运压力与提浮力相衡；留，如屋漏痕，笔在运行中感觉有阻力，在与纸摩擦的阻力中艰涩前行；圆，如折钗股，指用笔圆浑有力，不露锋芒，富有弹性；重，如高山坠石，用笔用劲，有力度，力透纸背，好似高山掉落的石块那样有分量；变，线条要有变化，使笔画形成多样性对比，不相互雷同。

8、中和雅正：中国文学艺术创造了有与无、虚与实、境与象、意与境、动与静、显与隐、情与景、情与理、情与志、真与幻、正与变、阳刚与阴柔、结实与空灵、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众多相对的范畴，不是取其一端而弃除另一端，而是让两端并存，此即中和之道。儒家主张“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美好的音乐应使人内心和谐平静，使人的性情得到陶冶。姚崇在《弹琴诫并序》中说：“琴者乐之和也，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中和之音优雅端庄，从容适度，动情感人，调和人心，塑造人格，在此基础上可以达到治国安邦之效。

9、文质彬彬：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作品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有内容而无恰当的表现形式，或者是有好的表现形式但是没有内容，都不是好作品。有的作品片面追求文丽辞巧，既无真情实感，也无思想内涵。而有的作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但又缺乏恰当的表达形式。刘勰主张：“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就兼顾了文与质。

（经典诵读：和之中和之美）

八、阴阳和合

阴阳学说包含了矛盾学说，阴阳这对范畴可以用于指相反、相对、相异的双方，而矛盾则主要指相反的双方。阴阳学说既包含了双方的协调、合作、统一，也指双方的对立、斗争。赫拉克利特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是万物变化发展的根源，提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 然性而产生的。”中国的阴阳学说则强调阴阳双方的和谐、和合、平衡、互补和互济。

在一般情况下，这正是相反、相对、相异的双方沟通、协商、和平的方式，化解乃至消弭当下矛盾、纠纷、冲突，达到协调、合作、统一的状态，从而使事物保持稳定性。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事物发生激烈的变化，就是相反的双方正在进行斗争。和合是事物的常态，而斗争则是事物的非常态。不能用矛盾来概括所有事物，也就不能以斗争作为事物常态。如在战争时期，用斗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就应当用和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斗争思维只看到事物存在相反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事物存在相合的一面；斗争思维认为斗争是事物产生变化的动力，而没有看到和合也是事物产生变化的动力；斗争思维将斗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没有看到和合也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斗争思维会产生“非此即彼”的观念，在肯定此方时，就一定要否定彼方。和合思维会产生“亦此亦彼”的观念，在肯定此方时，也兼顾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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