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和合思维（下）

                                            陈杰思

道德是运用和合思维的重要条件。“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 （ 《管子集校》第八章 ） 仇恨导致冲突，失德导致错乱，都不可能产生和合现象：墨子说:“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管仲认为，礼义廉耻四维是维护社会和合的四根支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牧民》）

人集合起来，就拥有强大的力量：“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 。 （《荀子 ·王制 》） 那么，是什么因素可以让人集合起来呢？是道义。荀子接着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 （ 《 荀 子· 王 制》 ） 。这里的“分”，既是指“分工”，又是指不同的伦理角色。

一、和合思维在工商管理中的运用

德鲁克说：“管理越是能够运用社会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越能够取得成就。” 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管理理论有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 成 中英的 “Ｃ理论”、 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 齐善鸿的“道本管理” ，带有鲜明的“和合”色彩的管理学理论有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 席酉民教授的和谐管理理论、黄如金研究员的和合管理等。和合学提出五大原理：一是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二是和平共处的和处原理。三是共立共荣的和立原理。四是共达共富的和达原理。五是滋润心灵的和爱原理。日本企业注重“和”的精神。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主持制定《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日本企业中“贵和”的管理理念大大提高了效率。松下公司的企业精神是“忠、孝、公、礼、勇、仁、和”，夏普公司的企业精神是“诚、和、礼、勇”。

在高科技时代，在信息时代，在复杂分工的时代，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上都能创造出自己的比较优势，要维持企业永续发展，企业管理者就更需要有和合思维，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达到共赢，于是出现战略联盟、 商业生态、 蓝海战略、 合作竞争等管理理论。在组织内部，现代管理学更加强调团队合作、分权参与、知识共享、价值认同、促进员工发展等。

1、优势互补：每个企业的管理者要知道本企业的长处与短处，同时了解与本企业相关的各企业的长处与短处，将自身的长处与其他企业的长处相结合，优势互补，从而形成整体优势。每个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走专业化发展之路。将一些环节或一些零部件交给其他企业，集中精力做好主要环节和主要零部件的工作。日本丰田公司将70%的零部件发给中小企业生产，丰田公司只负责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和整车的组装，减少了许多交易的中间环节。

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J. 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R. Nigel）提出战略联盟理论。战略联盟指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进行跨地域、跨国界、跨行业的松散合作，通过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产生优势互补、优势相长、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效果。

   在企业内部也要做到优势互补。企业应当是不同才能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不同思想的人、各有长短的人组成，方能各自发挥特长，形成有活力的团体。如果企业是由单一才能的人、单一思想的人组成，则企业就是僵化的，缺乏活力。自认为没有短处的人，试图均衡发展，结果却丧失了优势。刘邦手下的文武大员，每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的“偏才”都胜过刘邦，而刘邦的才能则是按“和合共生”的原则将他们统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团体。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杜拉克曾经说过：“倘若所有的人都没有短处，其结果至多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组织。”靠个人单打独斗很难取得成功，依靠群体的力量才有竞争力。

    2、各安其位：按荀子的说法，人与牛马不同之处是人能“群”，即人能形成大大小小的群体。为什么人能形成群体呢？就是因为人能“分”，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各安其位。荀子提出“义分则和”，每个人的定位与分工，要遵循“义”的原则，制定合作的规范，在企业中做到才智配位、德行配位、心性配位，每个人在自己的位上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产生不同的作用，在企业中形成合力。

在企业中，确定每个人的名分很重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做到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各得其利、各得其宜。慎到举例说，一只野兔在街上跑，上百人去追逐它，是因为这只兔子没有确定是属于谁的名分；而市场上有大量的兔子在出售，人们不会去抢夺，那是因为兔子的名分定了。

蓝海战略：不是把精力放在打败竞争对手上，摆脱在已有市场“红海”中的恶性竞争，致力于在尚待开发的“蓝海”市场进行“价值创新”，打开一个未知的、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

3、协同互助：企业管理者、员工虽在不同的岗位上，但他们拥有共同的前景，上下同心，协调一致，相互支持，互助合作，增加团队凝聚力、向心力。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个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但结果却是胜少负多，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分属不同球队，临时组合起来，相互间的配合很难做到默契。协同互助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心愿，而是在工作上长期磨合而形成的。

4、合作竞争：企业经营活动是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应当把复杂商业环境中对抗性的竞争转变为竞争中的合作或合作性竞争，竞争与合作“合而为一”，克服了传统企业战略过分强调竞争的弊端。

商业生态系统：由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市场中介、投资商、政府、消费者等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为中心组成的群体，它们各司其职，资源共享，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遭到破坏、任何一家企业的利益被损害，都会影响到整个商业 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并最终损害系统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组织或个人，不仅仅关注自身的发展，还要创造环境，共同维持系统的延续和发展。

二、和合思维在国家治理上的运用

在国家治理层面上达致和合，其前提就是需要顺应民心，才能达致和合：“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 君臣共同遵守的法律是达致和合的重要条件：“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 （《管子·任法 》 但法律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必须以德治加以补充， “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 （译：即使使用最严酷的刑罚,也不能使民心生畏；即使是以杀戮来镇压百姓,也无法使人民衷心诚服。）法律只能禁止违法犯罪行为，对于轻微的邪恶行为是无能为力的，而极大的犯罪行为正是从轻微的邪恶行为中产生的：“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管子·权修 》）积小恶可以成大恶，积小善也可以成大善。

三、运用和合思维处理人际关系

“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尽量避免冲突和斗争，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性差异、利益差异，不强求别人一定要同自己高度一致，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团结、协作关系。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君子崇尚道义，内心平和，但决不盲目趋同，即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即使存在着不同的个性，君子善于协调种种不同意见，形成新的意见，所以能建立和谐的关系。小人则崇尚利益，内心邪恶，他们追求同样的东西，而同样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引起纷争；他们排斥不同的东西，要求人们没有异议，同声附和，在排斥的过程中必然引起斗争。小人只是一味追求同一，这既形成不了新的意见，更统一不了分歧的认识。

“君子以同而异。”（《周易•睽》）君子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共同的道德，但也要保持不同的意见，保持不同的特色。叶适认为：“武王言同，谓心与德，若幽王所取，正反是心离德离，但以势利为同耳。”（《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二，《郑语》）周武王讲的“同”是指“同心同德”；而幽王讲的“同”，不是同心同德，而是势利之同。

由于君子有包容不同意见的胸怀，所以，能够普遍建立良好关系，无所偏私。而小人由于排斥不同意见、不同因素，故只能是偏私。孔子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是普遍意思，比是偏党的意思。

“和而不同”可用于处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级应当鼓励下级提出不同意见，上级不断采纳下级的意见，才能不断进步。在唐太宗的人才团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长。唐代大臣王珐说：“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明，疾恶如仇，这些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技之长。”管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在团队内部建立和谐的关系，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使团队产生向心力和战斗力。销售者要同顾客建立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的关系不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关系，还是伦理关系、人情关系。在顾客面对同类产品时，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往往会优先选择具有伦理关系和人情关系的推销者所卖的产品。

四、运用和合思维处理国际关系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文化、国情条件、民族特征、利益立场，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保持不同的状态，才能建立和谐的关系。如果一味追求同一，企图清一色，强求一致，抹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色，必然引起冲突与战争。正是由于千千万万事物“不齐”，才构成了既五光十色又和谐统一的世界，呈现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宣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的国家采取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只能造成“同而不和”的结果。

在万隆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进而重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会议公报。

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遵守的是非此即彼的逻辑，而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则遵循亦此亦彼的逻辑。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特别强调“差异性一体化”原则，一方面认可差异，另一方面追求一体化。“差异性一体化”原则，有追求同质化的倾向，而中国的“和而不同”，在差异的前提下排斥同质化，寻求共通性，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是“和而不同”的在国家战略上的体现。

五、和合思维用于处理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用于描述现实中存在的某些现象，但我们不能倡导“文明冲突论”，而应当倡导“文明和合论”，即世界各大文明体系应当按“和而不同”的理论，在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保持自己的表达方式的前提下和谐共处， 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吸收，通过对话、交流、互动，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各大文明体系之间即使存在冲突，也要摈弃冷战思维，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

在人类思想宝库里，应当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系。当人类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时，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就从人类思想宝库中取出相应的思想和理论，加以运用。

人类思想宝库越丰富，可供选用的思想和理论就越多，运用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任何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应当放在人类思想宝库中，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吸取它方所长以发展自己。脱离人类思想宝库，任何思想都会走向片面和僵化。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在文明之间的差异。这个理论可用于描述现实中存在的某些现象，但不能作为价值取向。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任何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任何民族不能去毁灭其他民族的文化。世界文化呈现多样化的形态，才是良好的文化生态。任何民族都有权利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避免被“西化”和“同化”。

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众多的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由众多的要素构成，仅仅靠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改善，并不足以导致组织取得持久的成功。

在构建正道管理学体系时，应当以和合思维，对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论、流派、模式兼容并包，以收互补之效。例如，在管理过程中，既要重视战略，又要重视细节；既要注视物质激励，又要重视精神激励；既要注重制度建设，又要重视文化建设；既要有个人主义，也要有集体主义；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有金钱，又要有思想；既重视利，又重视义；既要将员工视为经济人，也要将员工视为道德人。不能以一种管理理论去完全否定另外一种管理理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只是使用单一的某种或几种管理理论，就会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必须建立管理学的有意义的合理结构，以便将互不协调的各种管理观点分别放置于恰当的位置上，并设定运用各种管理观点的条件，使之各安其位。

六、和合思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以“天人对立”的西方文明模式主导下的世界，已产生如下重大危害：资源枯竭、大气污染、水土流失、沙漠化、物种灭绝、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等，而人类社会中的人口膨胀、贫富分化、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种族冲突、国际竞争、极端利己主义等，又在加剧人与自然的危机。迫切需要人类运用“和合”思维，重回“天人合一”正道。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贫富差距、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相互合作，进行全球治理。儒家主张“协和万邦”（《书经·虞书·尧典》）子夏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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