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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八节  和合思维(上)

日期:202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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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和合思维(上)

 

                                         陈杰思

 

遵循和合规律的思维就是和合思维。“合”有联合、集合、结合、合作、融合之义,指不同要素的结合,也指不同事物的结合“和”,有调和和谐、平和和顺和平、祥和之义,指不同要素之间、不同事物之间建立和谐、和平的关系。和合既是指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也用于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民族人生的最高目标。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和”字。《尚书》中出现42次“和”字,《老子》一书中出现了5次,《论语》中出现了8次。在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于“和”的词汇,例如:和谐、和合、人和、中和、和睦、和洽、和美、平和、和气、和平、和顺、和乐、和悦、和善、温和、祥和、和煦、和风、和弦、和声、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家和万事兴。故宫里有三座主要建筑,分别称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张立文则提出“和合学”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以化解各种冲突。钱穆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这都喜欢合。”(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本,第27页)中国的特殊词语,如和合、炁、关系、面子等,在英语中找不对应的词,最好是采用音译。

和合思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一、和合共生

周幽王时的史伯是和文化的先驱,“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史伯提出的重要命题。史伯认为,不同的事物或不同的要素结合起来,就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是相同事物或者是相同要素结合起来,还是原来的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

任何事物既然都是由不同的要素构成的,那么,在一个事物内部,我们就要允许有差异性存在,不同的要素甚至是对立的要素,统一存在于事物之中。“和”不是“无冲突”和“无矛盾”,而是通过调和众多不同因素,协调众多矛盾关系,形成互补、共生、共荣的和谐态势,“和合共生”的目标,是相关各方共同生存下去,而不是毁灭其中一方而利于另一方,也不是共同走向毁灭。不能因为存在着不同要素,就人为地制造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长期对峙状态。

正是由于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产生作用,同时,某一事物与外界众多不同事物产生作用,事物才能相反相成,互济互补,从而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呈现丰富多彩的样态。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过,“一个人一个苹果,相互交换还是一个苹果,一个人一种思想,相互交换就有两种思想。”在相对而存在的事物之中,如公与私、义与利、理与欲等,如果取此舍彼,只选取当中一方,而完全否定另一方,就会导致过激与偏失。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私字为万恶之源”等说法,完全否定私而绝对肯定公,其结果是:当否定了每一个人的利益之后,真正的公共利益就不存在了,只存在着少数阴谋家虚构出来的“公”。

如果一味地追求同一,排斥不同事物,排斥不同要素,就会陷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困境之中。在学校教育中,各门学科的教科书提供了基本的知识,但是,如果在学校教育中过度强调同一,要求学生与书本上的观点完全保持同一,要学生与老师观点完全保持同一,要学生的认知与标准答案完全保持同一,不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看法,使学生成为接受某些观点的“容器”,成为复制标准答案的“工具”,这样,学生就陷入了“同则不继”的困境中,缺乏差异性,缺乏创造力!《说苑•杂言》记载:“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此材料说明,孔子在教学中,包容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观点,而不是以一家之言强加给学生。

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同时并存两大规律:

一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进化论表达这种思想。“物竞”是生物的生存竞争,“天择”指的是自然选择。生物相互竞争,能适应者生存下来。特别的环境逼使这些生物突变出特别的技能,可以适应恶劣的环境,那些不能适应恶劣环境的生物就被淘汰了。当然,我们要正视这条规律的存在,要有自强精神和竞争意识。但是,当这条规律从生物界搬到社会中,人的能力不断提高,人性中的食色欲、掠夺欲、占有欲、攻击欲、征服欲等欲望不断膨胀,个人生存利益不断强化,如果不用道德、文化、宗教加以制约,这条规律就会被运用到了极端,出现“弱肉强食”的结果:有些人、有些集团、有些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利益,不择手段,甚至运用大量的卑劣、阴险、残暴的手段,造成严重的后果。

二是“和合共生,抑强扶弱”。在生物学中,“共生”定义为“两种生物或两种中的一种由于不能独立生存而共同生活在一起,或一种生活在另一种体内,互相依赖,各能获得一定利益的现象”。异种生物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同种生物之间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共生”有“相互受益共生”、“单方受益共生”与“寄生”等类型。具有共生关系的双方或多方,一方受到损害,相关联的其他各方就会连带受到损害。例如,在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中,如果自然受到损害,人类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胁。

 

二、兼容并包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在中华大地上,创立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模式,故儒家、道家、佛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大差异,就其主要倾向来讲,可以说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但三教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从对方那里吸取有价值的成分来发展自己。儒家则吸收了佛家的心性论和道家的自然观,创造了理学和心学。道家学习儒家的伦理观,学习佛家的戒律仪式,发展出众多的教派;佛家吸收儒家的伦理思想,吸取道家的养生之道,创造了禅宗,发展了人间佛教。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大宗教、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之间,应当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模式,遵循大道并行、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原则,才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而不是走向冲突、对立、战争与毁灭!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对话过程中,参与者要不断培养自己的对话德行。如果一个对话者的德行能发生“容忍-承认-尊重-学习”的提升,则能从对话中获益无穷。对话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让对方继续存在,共同探寻人类生存智慧。

考察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景象:秦始皇推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大规模毁坏中华文化,又实行挟书律,除了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书外,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藏书。西汉惠帝时代,宣布废除《挟书律》,使民间的学术文化得以复兴,虽然武帝采纳“独尊儒术”的主张,为国家确立核心价值,但同时让各种思想文化自由地发展。秦朝的短命与汉朝的兴盛,正是违背或遵循“兼容并包”而造成的不同结果。盛唐时期开放包容与晚清时期闭关锁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唐朝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显示着无比自信和海纳百川的气度。繁华富丽的长安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和客商,吸引着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精英。他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长安、洛阳胡风盛行,胡装、胡乐、胡舞流行。而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允许有外来的因素打破他们对思想文化的垄断、对利益的独占,对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对外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最后使国家政治僵化、经济落后、文化衰败,让中华民族付出沉重代价。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以“兼容并包”作为办学之指导原则。191811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又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陈述:“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学术脱离北洋军阀政治的控制,保持了学术的独立与尊严,教师和学生均享有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的权利,博采众家之言,不可固守一偶不受任何人和任何部门的制约,不同的学派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各种不同观点可以进行自由辩论这使得当时的北大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促进了新思想的产生与传播。

在一个团队里,要形成开放宽容、兼容并包的风气,鼓励人们提出各种建议,提供不同意见,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才能有创新和突破,为解决问题提供多种方案。这样的团体才会有活力,才会有竞争力。

 

在真理观上,存在着多元现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一种真理,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有不同的表达。真理多元论认为,有多种甚至无数个真理体系,每个体系有其自身的逻辑一致性,但若把多个体系整合为一个体系,就会导致逻辑矛盾。

2同一客观对象具有不同层面:对于同一客观对象,之所以有不同的认识,是因为不同的认知主体观察的角度不同,不同的人看到同一客体的不同方面,因而会有不同的认识。

3同一类社会现象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具体内容不同。例如,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的国情不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文化问题等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内涵,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

世界各国都会奉行似的核心价值与道德标准,但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内容、表现的方式则是多样化的。例如,任何国家、民族都会认同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这些核心价值,但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来表达,在具体内容上也会千差万别。

即便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内部,也会存在着多样性的文化,尽管这些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对人类文化演变及现状的真实描述,强调存在多种多样根本不同(异质)且不可归并(还原)的文化。文化多元主义既可用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也可用于保护汉族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应当有共识,全人类也应当有共识,当然共识不应当造成对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压制。当代的精神困惑,不是因为文化多元化,而是因为在多元文化中丧失了对核心价值的坚守。如果人类没有共同的道德标准,人们就无法判断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不应当的,人类将陷于混乱之中。

为何做不到兼容并包?

一是私心太重:某一种观点反映了某种立场,反映了某种利益,代表了某种权势,如果只强调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别人的观点就是绝对错误的,就存在着这种可能性,通过维护自己的观点进而维护自己的私利,维护自己的权势,而置他人的利益、公众的利益于不顾,甚至侵犯他人的权利,这样做就是私心太重。

二是心胸狭隘:有的人形成爱面子、思想僵化、视野狭窄、心胸狭隘的心理习性,这种人对不同意见有一种本能的反抗,专门挑剔别人、嫉妒别人、算计别人,往往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眼光短视,当然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豁达大度的人,首先就是将自己的私欲放下,不计较名利,一切处之泰然,将阻碍他人意见的障碍去除,所以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法国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胸怀。”

三是专横自负:专横自负的人,只看别人的缺点,不看自己的缺点,只看自己的优点,不看别人的优点排斥不同意见,制止别人发表不同看法。应当换一种思维,在看到自己的优点时也看别人的优点,在看别人的缺点时也看自己的缺点。任何一个人,无论才智有多大,经历是有限的,认知是有限的,总是存在着许许多多他所看不到的真理和义理,存在着认识上的盲区,同时自己身上也有自己看不见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对于别人的意见,首先要认真倾听,让别人讲话,听明白别人的意思,然后进行分析、思考、比较,特别是放在实际中进行考察,认为有价值的,就应当虚心采纳。甚至打击迫害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是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违背兼容并包精神。

   (经典诵读:和之兼容并包)

 

三、良性斗争

斗争分为良性斗争与恶性斗争,区分的标志就是:良性斗争是在符合仁义的原则下展开,斗争的方向是走向和解、共存;恶性斗争是在违背仁义的前提下展开的,斗争的方向是走向破坏、毁灭。竞争分为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是符合道德原则和法律的竞争,是公平、合法、诚实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而恶性竞争则是违背道德原则和法律的竞争,是欺诈、违法、不公平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逆向淘汰。

恶性斗争与恶性竞争应当否定。“斗争哲学”过分夸大斗争的价值,不区分恶性斗争还是良性斗争,将斗争作为常态,将斗争绝对化,忽视“仇必和解”。其实,激烈冲突的斗争状态通常是短暂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立两方是处于共存的状态。

应当提倡良性斗争与良性竞争。良性斗争与良性竞争有如下价值:

1、缺乏良性斗争,姑息纵容,邪恶的势力就会膨胀。历代儒者与腐败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流”(《中庸》),倡导“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倡导“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这就是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现象和邪恶势力做斗争。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的同时,又主张“恶人”,即厌恶、反对某些人,因为某些人身上存在着邪恶,厌恶这些人,是要帮助他们改邪归正,而不是要毁灭他们。孔子不反对正义的战争,曾明确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

在鲁定公十年的齐鲁夹谷之会上,正因为鲁国听从孔子的建议预先作了武装准备,才得以挫败齐国欲劫鲁君的阴谋。孔子展开反对“三桓”的斗争,就是在遏制恶势力。孔子代理鲁相,以“心达而险”(知识渊博而用心险恶),“行辟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言伪而变”(强词夺理且善于狡辩),“记丑而博”(关注丑恶之事而且关注面广),“顺非而泽”(不纠正错误言行且加以修饰维护)五条罪状,诛杀少正卯。孟子以辟杨、墨而维护圣道为己任,孟子极力反对诸侯之间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不义之战,但他极力称颂商汤、周武王吊民伐罪之举。唐代大儒韩昌黎为维护圣道,毅然向皇帝进言,险遭杀身之祸。

2、如果放弃良性斗争和良性竞争,缺乏适度的斗争精神,生命力就会减弱,丧失活力,自己就会出现僵化封闭、无是无非、无欲无求、一团和气、愚昧麻木、奴化顺从等状态,丧失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刚毅之气。孔孟批评的“乡愿”,就是放弃了良性斗争,四面讨好,八面玲珑。

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一个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就在于能向顾客提供优于竞争对手并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为顾客所看重的产品或者服务。企业在强手林立的情形中展开良性竞争,对手素质越高,越能促进本企业的成长。企业内部,也要为员工建立公平、公开、平等的竞争环境,如果企业内部只强调一团和气,缺乏竞争,企业也就丧失了活力。

3、缺乏良性斗争,就不会有新的思想产生。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是突破了现有的思想框架而有所创新,不被当时的人所包容。程颐被诬为“惑乱众听”,在迫害死去。朱熹在庆元二年(1196)被指责为 “伪学之魁”。 明代王守仁死后,阳明心学被人视为“邪说”、“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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