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无为而治
日期：202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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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无为而治
陈杰思
在应当有为的事物上有为，在应当无为的事物上无为，这是真正的智慧。在应当有为的事物上无为，在应当无为的事物上有为，这是真正的愚蠢。抽象地讲有为、无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回到事物当中，去分析在哪种情况下应当有为，在哪种情况下应当无为。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缓田租,提倡节俭,减缓刑罚，这是“无为”。“犯我天威，虽远必诛”，汉武帝历经长达几十年的卓绝战争，彻底战胜了强悍的匈奴骑兵，这是“有为”。他们将“有为”与“无为”用到了恰当之处。
儒家素来主张积极有为，倡导“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孔子却又主张：“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立排斥的。在治理、管理中，“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相配合，相得益彰。如果离开“有为而治”单纯运用“无为而治”，必然就是放弃责任，无所作为，消极懈怠，结果祸乱四起。宋徽宗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曾给《老子》做过注，崇尚无为而治，在书画方面很有成就，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当了俘虏。明太祖也给《老子》做过注，崇尚无为而治，但同时他也是积极有为，造就了强盛的帝国。
“无为而治”通常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1.精简机构：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改变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可以减少上对下的重压，提高效率。重重叠叠的机构造成了人与人的沟通困难，也造成了信息流通的困难。要打破内部壁垒，也要打破外部壁垒。韦尔奇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栋建筑物有墙壁和地板，墙壁分开了职务，地板则区分了层级，而我要将所有的人全都聚在一个打通的大房间里。”
2.授权分责：企业或组织，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将工作职责、权力划分给各个部门，划分到每个人。企业领导者如果将权力集中于一身，事必躬亲，那就非常劳累，同时也就抑制了下属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在授权的同时要建立监督、检查、考核机制，以防止被授权者滥用职权。
3.戒除妄为：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客观事物，违背客观规律，打乱事物变化的进程，不当做之事却大力去做，不可行之事却强行去做，不可为之事却勉强为之，就是“妄行”。一般人没有条件“妄行”，偶有“妄行”，也很容易招致惩罚。而统治者或管理者有关系作依托，以权力为保护，则很容易妄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某些官员有大量的“妄为”行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玩弄权术，大行欺诈，朝令夕改，言而无信；严刑峻法，制定过多过繁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使人民丧失自主性；讲排场，铺张浪费，大搞形式主义；争名利，摆威风，禁止他人提出批评意见；大兴土木，大搞面子工程；争权夺利，将他人作为工具；欲望膨胀，榨取民脂民膏，供其奢侈腐化之用；急功近利，头脑发热，急躁胡来；施加小恩小惠，却不给人民以实利。老子告诫：“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译：治理大国就像烹小鱼一样，不能反复翻炒折腾。）“妄为”就像是在烹饪小鱼时反复地翻炒，将小鱼弄碎。“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 （译：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就自然能端正；我不妄动，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无欲，人民就自然淳朴。）
4.“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在邪恶之事尚未发生之时，就能在人的心灵中进行修养工夫，存养善念，去除贪欲，这样就能将邪恶之事扼制在萌芽之中，而不是等邪恶之事出现之后，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之后，再动用各种刑法，进行审判，进行惩治。
5.“因物之性”，“因人之情”：顺应客观态势，遵循万事万物的规律，尊重人民的善良意愿，根据人民的性情，不是从自己的主观想象、好恶出发，去强行加以改变，将自己的想法、做法强加于人，强加于物。《淮南子•泰族训》讲，“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欲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刘邦的嫔妃薄姬，生有一子，却很少与刘邦见面，避免了吕后的迫害，后来其子立为汉文帝，自己成了皇太后。戚夫人与吕后争宠，刘邦死后，她被吕后整成人彘，结局非常悲惨。吕后势力很大，薄姬知道顺应客观态势，而戚夫人不知。
6.“自任”、“自为”：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都能顺其本性，顺其自然，自主地发挥其功能，不受外来力量的扭曲。一个善于驾马车的人，就是要让马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由马按自身的特性去做。在管理中，不能任意干涉，越俎代庖，完全让别人按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让每个人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尽其能，各行其道。皋陶是断狱的高手，后稷是农艺的先师，若用后稷断狱，用皋陶种植，则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 （译： 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方式行事，用“不言”的方法教导别人。万物兴起时，不勉强阻止；创生万物，而不占有；有所行动，而不依靠；事业成功了，不居功自傲。）
7.建立制度：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建立完善的制度，建设优秀的文化，依靠忠诚能干的人才，建立起良好的自主管理、自主运行机制，让人们清楚制度规则并且自觉遵循，领导者就可以不必费心费力，做到“无为而治”，不需要事事亲力亲为，不需要苦口婆心的说教，不需要个人过度的劳累。用强制性的力量约束员工，过多过严地惩罚，必然导致怨恨产生。应当用优秀文化、道德自律这样的软性力量来约束人，使人心悦诚服。
8.与民休息：平庸、好大喜功的管理者经常会制造事端，无事生非，瞎折腾，乱作为，官僚机构形成自身的利益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倾向，即：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积极去做，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就消极应对，与民争利，夺民之利。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姜太公说，天有经常运行的轨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规。君主如果能够遵守休养生息的规律，天下自然就平安无事了。汉初皇帝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让人民休养生息。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有效遏制钩心斗角的歪风。
9.遵循简明原则：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分主次、轻重、缓急，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减少不必要的人员，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减少不合规律的作为，减少各种消耗和浪费。日本管理学者占部都美将拘泥于小事的管理者分为五种类型：1、事务员型：身导领导岗位，却喜欢插手秘书职责；2、会议型：沉迷于各种会议，认为开会能解决一既问题；3、礼仪型：喜好参加各种盛大活动，热衷于迎来送往，4、政治斗争型：热衷于权力之争、派系斗争；5、回顾型：逢人便提当年勇、沉溺于过去之辉煌。①
现在的学术研究出现不良的两种倾向：一是不断引进、增加、创造各种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让各种名词相互重叠然后进行精确分析，对同一名词下不同的定义然后相互争论，使人们陷入复杂的语言之网中，真正的精神与事实却被遗漏了。二是越来越细化、局部化、精确化、烦琐化，变得支离破碎，丧失整体性、 混沌性、全局性。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运用“奥卡姆剃刀”。公元14世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对当时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著书立说，宣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主张“思维经济原则”，认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这种观点被称为 “奥卡姆剃刀”。
有所为有所不为：人们每天都面对着众多的事务，但人的精力与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人缺乏自主的选择性，每天只是被动地应付各种事务，则人的智力、劳力、时间、精力就会被拉向不同的方向，不能集中于一个方向，结果终生碌碌无为。因此，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作出选择，有利于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的事务，就应当“有所为”，而不利于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的事务，就应当“有所不为”。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有利于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事务，主要的、重要的、紧迫的事务，就要“有所为”；不利于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事务，多余的、次要的、不重要的、不必要的事务，就可以“有所不为”。抓大放小，抓主放次，做自己善于做的事，不做自己不善于做的事。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是利益主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由他们去协调，政府对于不该管的事，或者管不好的事，就应当简政放权，采用“有所不为”的做法。而对于政府应当管的事，或者是政府能管好的事，就应当“有所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事就是，知道什么事情应当“有所作为”，什么事情应当“有所不为”。魏晋学者郭象点评庄子时认为“樵夫有为于斧，而无为于木；船夫有为于桨，而无为于水”。
有为无为相制相成：只讲“有为”，不讲“无为”，则“有为”就会无限度膨胀。例如，面对大自然，现代文明过于强调有为，主张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已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冲突。在此情况下，就需要运用“无为”的智慧来加以纠正，敬畏自然、珍爱自然、顺应自然。在社会领域，如果出现过于强调“有为”的现象，不按社会规律办事，拔苗助长，瞎折腾，就需要运用“无为”的智慧加以纠正。在个人的生活中，如果“有为”太过，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会身心疲惫，就需要运用“无为”的智慧加以平衡，淡泊名利， 保持心灵清静，空灵超然。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无为”而不讲“有为”，则“无为”就演变为消极、懒惰，丧失责任心，丧失敬业精神，丧失进取精神。一个有大智慧的人，需要把握好“有为”与“无为”的度，使之处于恰当的位置上。“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译：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在教育界，有为过多，无为缺乏。学校领导、教师、家长运用“考分”这一指挥棒，违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什么事情都强调要“从娃娃抓起”，给学生施加很大压力，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让学生除教科书外生命一片空白，除了考分之外生活一片废墟，结果是扼杀了学生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造成体质下降、人格扭曲和道德缺失，造成教育质量的全面滑坡。
生活无为而事业有为：在生活中做到寡欲、清静、节制、俭朴，不要在生活中花费太多的精力用于吃喝玩乐，用于服装，用于化妆打扮，用于交往，用于购物，用于游戏，用于车子、房子、票子上。生活中做到了无为，才有时间、精力、财力、智力用于事业上，在事业上积极有为，创造成就。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许多人在事业上无所作为，生活中非常“有为”。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可以免去生活中的负累，可以避免灾祸。南北朝时期，傅昭一生不蓄门生，不结党徒，不谋私利，经历宋、齐、梁三朝，得以善终。
君道无为，臣道有为：韩非子说：“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韩非子• 解老》）在现代社会中，上级就是“君”，下级就是“臣”。上级领导做到清净、寡欲、俭朴，不要盲目行动，不要与民争利，戒除扰乱的行为，减少对下级、对人民的过多干预，尊重他们，给他们自由空间，让他们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君主个人的才智有限，精力有限，故不能事无大小，都要亲力亲为，而要充分发挥臣民下属的作用。上级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越俎代庖，更不要用强制的手段限制下级提出不同意见。韦尔奇说：“有想法的人就是英雄。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发掘出一些很棒的想法，扩张它们，并且以光速般的速度将它们扩展到每一个角落。我坚信自己的工作是一手拿着水罐一手拿着化学肥料，让所有的事情变得枝繁叶茂。” 韩非主张：“独视之谓明，独听之谓聪，能独裁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事实是，“独视”必然昏暗，“独听”必然迷惑，“独裁”必然错乱。唐太宗说，隋文帝苛察而不明断，多疑而不信任臣下，事事亲自决断，大臣们懂得他的个性，虽错也不敢谏，天下这么大，岂能什么都由一个人独断？他说，我选大臣，委以重任，视其能否称职，把每个人的才能都发挥出来，就比较有把握把事情办好了。
注释：
①刘刚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2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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