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道思维（中）

                                  陈杰思

五、不偏不倚

正道不偏向某个方面，不偏听、偏信、偏执、偏爱、偏激。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译：中庸是不偏不倚，没有过与不及，而且是平常的道理。）（《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既不要偏左，又不要偏右。由于中正之道的缺失，人们很喜欢走极端。

社会由众多的人、众多的阶层构成，不可能铁板一块，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观点，都是正常的。因观点、立场、利益的不同，人可以区分为左派和右派。如果左派和右派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守中道的话，就是对社会有益的“中左”或“中右”；如果左派和右派都完全废弃中道的话，就可能成为对社会有害的极左或“极右”。

为什么会出现极左或“极右”这种现象呢？从现实因素上讲，主要是存在着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极左或“极右”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置对方的利益于不顾，并且想用极端的方式或暴力的手段夺占利益。从思维模式上讲，主要是缺乏中道思维，充满了幻想、激情、仇恨，则易于形成极左或“极右”。幻想让人在心目中形成一幅蓝图，然后用依据这一幅蓝图全面改变社会，带有空想、片面的色彩。人在思考时，如果充满了激情，则容易夸大，违背事实，走向极端。如果人带着仇恨来面对社会，他就会倾向于使用极端的方式，热衷于暴力的手段，突破法律和道德的限制。

• 执两用中

“执两用中”就是考察、认识事物相反、相对、相异而存在的两个方面，但是，不偏向其中一方，不固执其中一方，而是运用中道思维，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中立的立场上，兼顾双方，承认相反、相对或相异的双方都应当同时存在，在双方之间找到最佳的度，在这个最佳的度上，双方按一定比例存在，双方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从而使事物发挥最佳功能。孔子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译：我只是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都进行调查研究，这样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

（《论语•子罕》）

如果用“阴阳”这个范畴来描述相异、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则呈现这个规律：“阳——阴——合”，其中将阳设定为一方，而与之相异、相反、相对的另一方则为阴，“合”则是讲，事物就是阳与阴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体。

“阳——阴——合”规律，当用于描述事物存在形态时，就是讲事物存在着某个方面，同时也会存在与之相异、相反、相对的另一方面，两方面结合而形成完整的事物。在作调查研究之时，要“叩其两端”，即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调查。既要看到事物好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不好的、有害的一面。两个方面的情况都掌握了，才能全面地认识事物的真相。  

“阳——阴——合”规律，当用于描述事物的变化时，就是将事物原先的状态设定为“阳”，而在变化中出现的与之相异、相反、相对的因素，则为“阴”，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出现新的事物，或者是原有事物通过变化进入到新的阶段。

“阳——阴——合”规律包含了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规律，但比“正——反——合”规律的内涵更为宽广，不仅仅用于出现相反的因素之时，也指出现相异、相对的因素之时。只有当“阴”与“阳”处于相反的形态时，“阳——阴——合”规律才能等同于“正——反——合”规律，所以，不能将“正——反——合”规律强加于所有事物之上。

中国哲学主张“一分为二”，其实就是讲事物存在着阴与阳这两个相异、相反、相对的方面，如张载说：“有象斯有对”；程颢说：“万物莫不有对”。但是，这两个相异、相反、相对的方面不是完全割裂开，而是通过相互作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合二为一”，明清之际方以智在《东西均》讲：“交也者，合二而一也。”

可以用“阳——阴——合”规律来描述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事物，如中国古代倡导“德刑并用”、“宽猛相济”、“义利合一”、“公私兼顾”等观念。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齐国重事功而礼乐不足，鲁国重礼乐而缺乏事功，所以，齐国要向鲁国学习礼乐，鲁国要向齐国学习事功。将鲁国的礼乐与齐国的事功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执两”，二者皆不偏废，于是走向中道。在书法中，平正与险绝是两端，应当兼有这两端，将这两端结合起来，达到通会。孙过庭《书谱》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为未及，中乃过之，复归通会。”

执两用中表现在人的品行中，即将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品性结合起来，例如：《尚书•皋陶谟》所列举的“九德”即“宽而栗（宽宏而又严肃）、柔而立（柔和而又独立）、愿而恭（谨厚而能办事）、乱而敬（治事而能敬谨）、扰而毅（和顺而又刚毅）、直而温（正直而又温和）、简而廉（性简易而能辨别是非）、刚而塞（坚强而又诚实）、强而义（勇敢而有正义）”。 孔子具有“温（和气）而厉（严肃）”、“恭（恭敬）而安（安适）”的品性。《淮南子•人间训》援引孔子的话，亦认为君子具有“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的美德。

我们可以用“阴阳”这对范畴来描述以下众多社会范畴、人生范畴、管理范畴，诸如：精神与物质、科技与人文、德性与学问、广大与精微、天与人、群与己、义与利、公与私、德治与法治、和谐与斗争、文与质、狂与狷、民主与集中、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人的管理与物的管理、集权与分权、生产与销售、多与少、大与小 、长与短、快与慢、 动与静 、松与紧、宽与严、张与弛 、刚与柔 、进与退、理性与直觉、经与权、法与情、自律与他律等等。按“阳——阴——合”规律，在以上诸多的范畴中，设定当中一方为阳，另外与之相异、相对、相反的另一为阴，阴、阳两方共同存在，不能维护一方、肯定一方，而完全否定另一方、抛弃另一方。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为了发挥最佳的功能以现实我们行为的目标，依据所面对的具体事物的具体情况，根据事物所处环境的具体情况，运用中道思维去设定阳的一方、阴的一方适当的存在位置、各自应当占有的比例，去设定阳的一方与阴的一方应当建立哪种关系。同一类事物中的各种具体事物，在不同的背景下，阳一方与阴一方的比例、位置、关系是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阳一方与阴一方的比例、位置、关系是不相同的。

现举例说明。例如，关于集权与分权，要根据具体企业的性质、规模、环境等确定各自的比例。大企业倾向于强调更多的分权以便发挥下级的主动性、创造性，小企业倾向于强调更多的集权以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关于团队与个人，既不能只注重团队协作而压制个人发挥，也不能只注重个人发挥而破坏团队合作，到底团队合作与个人发挥在管理中各自占多少比重，就因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而有差异。关于传承与创新，如果只讲传承而缺乏创新，则企业就丧失发展的活力；如果只讲创新而不讲传承，则企业的优良传统就无法保持。而传承与创新各占多少比重，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就因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而产生差异。如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刚性管理注重制度、奖惩、监督、领导权威，柔性管理注重人情、道德风气、文化氛围、关系、自觉、民主参与，两者在企业中各有价值，只要摆正它们的位置，就能够相得益彰。关于宽与严，要做到宽严适度。 如果控制太松，造成各行其是、拖拖拉拉、效率低下、组织混乱，如果控制太严，也会挫伤下属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造成僵化。

• 过犹不及

事物的存在有一个度，达不到这个度，叫做“不及”；超过这个度，就是“过”。孔子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一样错误的。亚里士多德指出：“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

例如：自信必须在一定的度上存在，自卑就是“不及”，自傲就是“过”，避开了“不及”与“过”，才做到“不卑不亢”。

做任何事情如果努力不够，就会呈现“不及”的状态；如果努力做了，也要适可而止，只知向前，不知后退，就会进入到“过”的困境中。如，在家庭生活中，家庭的清洁整齐保持在一个恰当的度上，达不到清洁整齐，又脏又乱，这是不及；过度清洁，做到一尘不染，将会耗费大量人力，这就是过。如，在个人行为上，人要稳重，但是，达不到稳重，就是轻浮，这是不及；稳重做得过了头，就是死板僵化，这就是过。人要有活力，达不到充满活力的状态，就是呆板，这是不及；活力过多外现，就会浮躁不安，这是过。人要主动，达不到主动，就是消极；过于主动，就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人要讲礼貌，缺乏基本的礼仪教养，这是“不及”；而繁文缛节过多，让人不胜其烦，这是“过”。人要谦虚，缺乏谦虚之德，盲目自傲，这是“不及”；但过度谦虚乃至畏缩、自我否定、自我压抑，这是“过”。如果一直以讥讽他人为乐，则是“不及”；如果赞美他人太多、太过，违背基本的事实，变成阿谀奉承，这就是“过”。在饮食中，如果“不及”，则会导致营养不良，如果饮食过量，则会损害身体健康。

在人的品性方面，倡导某种好的品性，但要防止这种好的品性处于“过”的状态，通常采用“…而不…”的句式，如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泰而不骄”。《尚书•尧典》云：“刚（性情刚强）而无虐（苛虐），简（态度简约，不殷勤）而无傲（傲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论“盛德”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通，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论语》中，要求君子必须具有“五美”，即“君子惠（惠爱利民）而不费（不过分耗费财用），劳（劳累）而不怨（怨恨），欲（有欲望）而不贪（贪财货），泰（泰然安适）而不骄，威（威严）而不猛（凶猛）”。君子做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贞而不谅（信）”。 荀子则认为君子人格应当是：“君子宽而不慢（怠慢），廉（有棱角，指原则性）而不刿（音贵，刺伤），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偏激），直立而不胜（正直而不盛气凌人），坚强而不暴（凶暴），柔从而不流（随波逐流）。”（《荀子•不苟》）  曾子也说：“君子恭而不难（畏惧），安而不舒（舒适），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俭约），直而不径（不走捷径），亦可谓无私矣。”（《曾子•子思子》）

对待“不及”与“过”两个极端，采用的对策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事物保持一定的“度”，处于和谐、平衡状态。“泄其过”就是去掉多余的，“济其不及”则是弥补不足的。

亚里士多德说：“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道德德性》）很显然，人们在欢乐中，在纵欲中，很容走极端。面对我们爱好的事物，应当保持清醒，适度节制。

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要小步慢走，要在实践中探索，在现实中试错的方式逐步向前推进，而不是以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盲目跃进的方式向前飞奔，激进主义往往会跌落在陷阱中。

激进主义者受困于自我认知局限性，在群体的氛围的影响下，在情绪激化的作用下，在自我利益的推动下，不顾及客观事实，不尊重相关各方，有敌对的情绪，有挫败感、厌恶感、危机感、焦灼感，使用片面的思维，往往发生各种极端的错误或言论。激进主义者往往缺乏系统思维，看问题只看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例如，他们只注重引入西方式制度，但没有考虑如何将西方式制度同社会习俗、传统、文化、发展状况、教育水平对接，致使制度不能有效运行。

如果缺失中道思维，而将“极化思维”同特定的思想相结合，就容易出现各种“极端主义”。如希特勒及其纳粹组织的“极端思维”，同种族优劣理论相结合，就产生了屠杀犹太人的极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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