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经权思维（下）

                         陈杰思

三、经权思维的原则

运用经权思维，必须遵守以下三项原则：

    （一）必须坚守正道

信守经典、权变运用或坚守正道、权变运用都是属于“执经达权”，根据正道、基本原理、客观规律，结合当下境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选择合适的具体方法、策略、技巧、路径，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权变是在不违背正道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展开，是有限度的，是有底线的，不可滥用，不能因为权变而导致对正道的背叛摧毁。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里仁》）又说：“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 ” （《论语 · 泰伯 》 ） 坚守正道，依道行权，绝不能以权变为理由违背正道，滥用权变，曲解正道，造成价值混乱，造成行为失范。儒家所讲的“权”，是在正道统御下的“权”。法家讲“法、术、势”，只讲权术、权谋，不讲正道。在缺失正道的情况下大讲权术、权谋，必定败坏人心，扰乱社会，其结果必然是：“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

理性权衡必须在维护正道的前提下进行，不能脱离十大义理。 否则，就是纯粹的功利计较。现在，许多人进行理性权衡时，依据的是金钱、权力、享乐三原则，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知十大义理为何物，这是极其错误的。

  “经”与“权”是相对而存在的概念，没有“经”，“权”就无从谈起。明代学者冯从吾认为：“权虽通变，不离乎经。”信守经典、坚守正道是权变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朱熹提出“道贯经权”主张：“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程颐说“恐人离了经”，“权”如果脱离了正道、脱离了经典，就只存在权术、诈术，而不存在权变了。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在道德两难境遇中的选择既无须依照惯例，也无法遵从一般原则；个人有完全的选择自由，同时个人必须为自己选择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傅伟勋先生认为，存在主义的这种说法就是“权”而无“经”。

但问题是，自从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在长达百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人们没有通过教育的渠道全面地学习中华圣贤经典，已不知经典为何物，亦不知正道为何物，信守经典、坚守正道就成为一句空话。当抛弃了经典之后，由经典所承载的正道亦同时被抛弃，许多人各营其私，各谋其利，投机钻营，权术、诈术大行其道。

（二）良知加以权衡

权变必须从良善的动机出发，而有良知的人，才会有善良的动机。良知是正道的内化，良知是德性、理性、感性的统一体，通过良知对具体情境进行判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这就是“权”。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以“舜不告而娶” 和“武王不葬而兴师”二事分析说明，舜、武王并不是通过何种典籍知道应当这样做，也不是向何人询问应当这样做，而是由自己的良知去判断，舜为了延续生命，武王为了救民，都是出于善的动机，所以才这样做。自己的内心证悟了正道，培育良知，在处理事物之时，就将内心所体证的正道，运用于事事物物之中。

王阳明说：“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一个人如果不学习经典，就无法完成正道的内化，其内心就不可能转化为良知，而是充满了欲望。可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不能说“满街都是圣人”。可以说人人都有培育良知的潜能，但不能说人人皆有良知。在缺失良知的情况下，人们只能用理性、欲望来加以权衡，当正道符合自身利益时，用之；当正道违背自身利益时，弃之。权变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运用者有自主的条件，有分析判断能力，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自由的意志，并且能承担责任。如果是跪在地上的奴才，处处被人支配，只有见风使舵的本领，哪里会有执经达权的机会？

康德说: “一切通过德性法则的意志决定的本质性东西就是: 它作为自由意志，因而不但无须感觉冲动的协作，甚至拒绝所有这种冲动，并瓦解那能够与上述法则相抵触的一切禀好。”康德的这种说法，重视理性对道德行为引导作用，却排斥了道德情感在进行道德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说法不同，良知作为理性、德性、感性的统一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需要爱、恻隐、羞恶等道德情感的作用，因为这些道德情感已成为人的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果符合正义

运用经权，就是要在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产生的利大于害，并且利与害得到正公的分配。绝对不能借口权变而故意背离正道，绝对不能在权变中运用诈术而谋取私利，损人利己，甚至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杀人、害人。

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具有经权思维。西方的权变管理理论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 “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权变理论过多地强调特殊性，而忽视普遍性，也是只知有“权”而不知有“经”，荡然无所归依。

（链接经典诵读：智之经权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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