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经权思维（上）

                                     陈杰思

在经权思维中，“经”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公认的经典，二是指“正道”。“权”则是指权衡、权变、变通。柳宗元说: “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断刑论》）意思是指，只知道坚守正道、信守经典，不知道变通，就会出现思想僵化、呆滞的现象；但如果只讲权变，离开正道，离开经典，则会产生混乱、悖逆的现象。

一、信守经典，权变运用

 在一般的情况下，经是承载道的，违背了经，也就叛离了道，这就是离经叛道。在经典与正道相符合的情况下，信守经典也就是坚守正道。在一般情况之下，由于中国圣贤经典给予人们明确的行为指导，人们遵照圣贤经典的要求，便可以做出正当的行为，就不需要权变。但经典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权变：

（一）经典从抽象原理到具体运用：客观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而经典的文字是有限的，通常经典会讲一般的原理、特性，无法全面描述各种具体复杂的情况并指示人们在某种具体情况下如何做。当经典讲的是抽象的原理、原则，那么，运用者就需要认知自己所面对的事物真相，将经典所阐述的原理同具体事物相结合，寻找到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否则，只会照搬照抄经典语句，就是从抽象走向抽象，从口号走向口号，而无法落实，无法产生实际成效。

（二）经典在不同环境中的权变运用：如果经典所讲的道理，乃是适合于某种具体环境中的道理，运用者将这种道理生搬硬套地放在另一种具体环境中，就会出现不适应的现象，从而导致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者将同一的道理，放在另外不同的环境中运用，就需要权变。徐偃王大施仁政，不修武备，终于失败；宋襄公在战场上讲仁义，不乘人之危，终于一蹶不振。他们都是不懂得，在面对敌人的特殊环境中，就不能生搬仁义之道。在企业管理中，某种方法、措施、制度，在一定的环境中是有效的，但是，硬搬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就可能是错误的。不同的环境，包括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情势不同、身份不同、能力不同、场所不同等。

（三）暂离经典，返归正道：“文以载道”，经文已承载了部分正道，但没有穷尽正道的所有内涵，存在着“经之所不及者”。经典不可能描述人类生活的千千万万种具体境遇，并提供在各种具体境遇中的明确指导。经典不可能对未来出现的新情况有预先准备好的答案，特别是经典产生于数千年或数百年之前，经典不可能预见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而制定相应的原则。经典既然是极高智慧的人通过文字表达正道，但人都会有认识的缺陷，所以，经典文本上的绝大多数话语都表达了正道，但经典文本中有些话语是偏离正道的。某些文本成为经典，并非是历史验证、人民选择的结果，而是某种权势干预的结果。在上述几种情况下，就应当离经典，去探索正道，践行正道，这就是“离经返道”。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具备极高智慧与高尚品格的人，才能做到“离经返道”。品质低劣、智慧贫乏的人只能做到“离经叛道”。汉代大儒董仲舒指出：“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春秋繁露·玉英篇》）即便是在权变中脱离了经典，但绝对不能脱离正道。

    二、坚守正道，权变运用

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同一正道在不同环境中的权变运用

正道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境遇之中，在任何人那里都是存在的。但是，按“理一分殊”的原则，随着时代的变化，或具体境遇的不同，或每个人的特性不同，正道就会显现出不同的具体的形态。正道在以下不同的环境中，显现出不同的特性：

1、正道在不同时代运用，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呈现不同的样态。如孝道是正理，任何时代都需要，但由于时代的差异，其表现方式上就会有差异。在封建专制时代，过多强调子女的顺从；在民主法治社会中，则更多强调子女的自主。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译： 该静止的时候，必须静止；该行动的时候，必须行动。不论是静止，还是行动，都要掌握好时机，这样事业就能有光明前途。）（《周易•艮•彖》）

2、正道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环境中运用，必须结合环境中的具体因素，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再如孝道，在父母思想行为合于道的境遇中，子女采用支持顺从的立场；在父母思想行为背离道的境遇中，则要采取“从义不从父”的立场。

3、正道由不同的人在自己身上运用，就与其本人的特性相结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如，关于孝道，富有者与贫穷者尽孝的方式就不可能一致，贫困者就不能采用铺张浪费的方式尽孝。

4、正道面对不同的人运用，就要根据对象的特征，采取适宜的处理办法。面对施暴者，面对外来敌人，我们要用“毅”的精神；面对普通民众，运用“仁”的法则；面对父母长辈，运用“孝”的原则。如，东郭先生对狼错误地使用了“仁”的原则。面对恶狼，应当使用“智”、“毅”的原则。《孙子兵法·虚实》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而取胜者，谓之神。”

（二）在具体境遇中运用不同的正道原则

正道不是抽象的原则，也不是单一的原则，而是由众多的原则所构成。身处不同的境遇，对面不同的对象，运用理智，运用良知去衡量利弊、得失、轻重、本末、大小、成败，在正道中选择并运用与之相宜的一项或数项。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确实会出现“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形。但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可以做到“忠孝可以两全”的。在具体境遇中，如果出现利益冲突的现象，有道德品格的人就会采取“以义制利”或“舍利取义”的办法。

（三）两义相权取其重

 在具体境遇中，正道原则会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迫使人们作出选择，在此情况下，就采取“两义相权取其重”的办法，通过理性思考，衡量利弊、得失、轻重、本末、大小、成败，选择相对适合的正道原则。儒家主张在家族、家庭中采取以恩情为主的原则，而在政治领域则则采取以正义为主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当恩情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可以采用“恩掩义”或“义断恩”的处理办法。在孟子所举的例子中，“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教的一项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是应当遵守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嫂子落入水中时，如果死守这条原则，不伸手去救，就是错误的，因为，仁爱的原则、扶助生命的原则高于或大于“男女授受不亲”这条礼的原则。在亲人患绝症时，可以向亲人说一些令人宽慰的隐瞒真相的话，这违背了诚信的原则，但是，这样做是遵循仁爱的原则、孝的原则。在父亲偷羊这种小的过失上，孔子主张“父子互隐”，道理在于，他认为孝道高于诚信。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也是多项道德原则相互冲突的典范例子，但郭巨采取了错误的做法。郭巨的做法符合“赡养父母”的原则，但同时又违背了孝道中的“立身行道”、“父慈子孝”、“孝养心志”、“安身立命”、“以礼事亲”等原则，所以，他践行的孝道就是非常片面的孝道。从更大范围上讲，郭巨的做法还违背了仁、义、智、礼等正道。

在极端的境遇中，两项或多项道德原则产生严重冲突，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会付出沉重代价，或者当事人采取自杀的方式以表示对这两项或多项道德原则的尊重。如明朝名臣方孝孺被夺权的燕王朱棣以诛十族相威胁之时，陷入忠君与亲亲两难的困境中，他选择了忠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又如晋灵公派出鉏麑（chú ní）去刺杀赵盾，鉏麑到了赵盾的房间外，看到赵盾已经盛服准备上朝，端坐闭目养神，嘴里还喃喃念着劝谏国君的话。鉏麑不忍心刺杀赵盾，便退了出来，感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便一头碰死在门口的槐树下。

（四）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境遇中选择并运用相关的原则时，如果会出现多种结果，以理性加以衡量，就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或“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办法。

（五）在现有已知的正道不能解决面对的难题，就要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路，在现有经典之外，在现有已知的正道之外，去探索和发现新的真理、新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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