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基本法〉起草过程》

新中国的开创者、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就是深得“统一思想”妙谛的伟大领导人。治国与治企根本上没有差别，大小国之别而已。毛主席一辈子掌控运动的能力非常强，他很明白如何抓住人心，调动人心，引导人心，知道用什么思想把群众统一起来。为什么要统一思想呢?原因很简单，世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参与的人去做，不论你学了多少所谓的西方各类先进理念、工具、方法，所有要做的事最终都必须落在一个人之言之行的过程上。古圣先贤早就明了其核心，所以孔子在易经《系辞》中专门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怎么言怎么行，由什么指导呢?人之思想或意识指导。统一思想即是统一意识。思想统一了，步调就会一致。

2011年12月，任正非在其内部演讲《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这样回顾了“基本法”的产生背景：

到19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人大的教授厉害，怎么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了呢?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黏合起来。

当时有人送给任正非一本19世纪的美国宪法，手持此书的任正非当时感叹：“今天看来(美国宪法)并不高明，但它指导了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奠定了美国今天的繁荣。”他据此为构想中的《华为公司基本法》使命做出如下规划——“我们的《华为公司基本法》再过20年后，也许不会有多大价值，但现在必须有一个规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根据和君咨询的陈振辉和白慧妍的记载，《华为公司基本法》是这样产生的：“《华为公司基本法》正是在华为已经初步具有企业精神之后，试图固化为一个系统的企业纲领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华为基本法的出台之前，包括任正非本人都没有一个对华为企业文化、治企理念和企业精神的系统化的思维。对于《华为公司基本法》应该是一部什么文件，一开始任正非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只是觉得华为这时已经需要一个类似于香港“基本法”的东西。

“这个模糊的想法一开始是交给总裁办去做，总裁办把华为的主要文件，比如薪酬制度等放在一个夹子里再加一个封面，贴上一个条，上面写着《华为公司基本法》，交到任正非面前。但任正非说：‘这不是我要的基本法。’总裁办主任问道：‘那你要什么基本法?'任正非回答说：‘我要知道还用你来做吗?我自己就干了。'”

“当时吴春波等人正在给华为市场部做考核项目，于是任正非决定‘让几个人大的教授试试'。为此，任正非第一次敞开心扉，从个人经历等方面与起草者谈了整整三天，基本法总算破题了。”

任正非提出，《华为公司基本法》要提出企业处理内外矛盾关系的基本法则，要确立明确的企业共同的语言系统，即核心价值观以及指导华为未来成长与发展的基本经营政策与管理规则。

《华为公司基本法》起草团队的办公室就设在任正非的隔壁，任正非只要有时间，就走过来和他们一起讨论，逐字逐句推敲每一个词语。每个月，华为的高层都会牺牲两个周末的上午休息时间来参与讨论。“有时候甚至停工停产，全公司员工开会讨论。”《华为公司基本法》起草人之一吴春波回忆说。

1996年6月30日，任正非在华为市场庆功及科研成果表彰大会上讲道：

我们在进行第二次创业活动，从企业家管理向职业化管理过渡。我们正在进行《华为公司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华为公司基本法》是华为公司在宏观上引导企业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华为公司全体员工的心理契约。要提升每一位华为人的胸怀和境界，提升对大事业和目标上的追求。每个员工都要投入《华为公司基本法》的起草与研讨中来，群策群力，达成共识，为华为的成长作出共同的承诺，达成公约，以指导未来的行动，使每一个有智慧、有热情的员工，能朝着共同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使基本法融入每一个华为人的行为与习惯中。

从1995年开始筹备“基本法”到成稿经历了3年，而这3年，华为经历了从1995年的800多人到1998年近2万人的高速发展过程。这部总计6章、103条的企业内部规章，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企业中最完备、最规范的一部“企业基本法”。

《华为公司基本法》分为宗旨(核心价值观、目标、成长、价值分配)、基本经营政策(经营模式、研发、营销、生产、财务)、基本组织政策(组织方针、组织结构、高层组织)、基本人力资源政策(基本原则、员工权利与义务、考核、管理规范)、基本控制政策(管控方针、质管体系、全面预算、成本控制、流程重整、项目管理、审计、事业部、危机管理)、接班人与基本法修改等六个主要方面，采用法律条文的书写方式编写。

就像《华为公司基本法》起草者之一吴春波所说，直到《华为公司基本法》成稿，华为才“从懵懂和亢奋中清醒过来”。吴春波同样认为，《华为公司基本法》的起草过程比结果更重要。“重要的事情不着急。3年起草，是一个灌输、认同和信仰的过程。通过这3年的不断折腾，每条大家都已经烂熟了，如果3个月拿出来，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结果。”在他看来，《华为公司基本法》可以与1787年长达160多天的美国宪法的起草过程相媲美——是一次伟大的妥协。

“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被写入《华为公司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它是华为的终极目标与最后理想。同时，任正非在一次员工大会上说道：“如果华为每年保持翻番增长的话， 8年之后华为就可以赶上IBM。”这样一个目标的提出让与会者无不群情振奋， 但是也觉得这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1998年， IBM的收入大约为800亿美元，员工近30万人。而华为的员工人数则只有6000，年收入大约3.5亿美元。然而对于任正非来说，目标遥远，但并不等于不能实现，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耐力而已。因此在起草《华为公司基本法》时任正非提议将这一点“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写进去，并且作为开篇的第一条。那时，华为人似乎才真正明白了任正非的抱负和理想。

“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目标的提出为华为指出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大大地激励着每个华为人的荣誉心。

如果说“世界领先企业”的口号让大家陷入了震惊进而陷入了沉默，那么《华为公司基本法》中的一段文字—“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则彻底引发了人们长时间激烈的争论。

（摘录自陈广、赵海涛著：《华为的企业文化》，海天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0-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