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的内在精神是什么？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古代的中国社会被称为礼义之邦，礼仪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对礼仪的研究是最为全面和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可以说无处不在，不学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难以立足的。那么中国古代礼的本质、礼的内在精神是什么呢？

在理解礼的精神内涵之前，首先要分清楚礼和仪的区别，礼是内在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对他人的尊重和敬意。而仪是外在的，是通过一定的形式、程序、动作等表现出来的礼。

不同的礼，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在不同的场合，要通过不同的仪式来体现，这些仪式是通过外在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行为、服饰、器具、祭品、语言、程序、建筑、装饰、设置等。礼的内涵是指外在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是礼的灵魂，是礼的精神。比如在礼仪活动中，需要有程序、服饰、祭品、语言、器具等，但人才是礼仪活动的主体，如果参与礼仪活动的人不具有内在仁义道德和真诚恭敬，就不能感知程序、服饰、祭品、语言、器具所具备的意义，礼仪活动就成为一种“虚礼”。所以孔子说道：“礼啊礼，说的只是一些玉器锦帛之类的馈赠之物吗？乐啊乐，说的只是钟鼓这样的演奏之器吗？”例如，在丧礼过程中，尽管人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表现出一定的行为，尽管丧礼的程序、服饰、祭品很完备，但是，如果丧礼的主角和参与者在整个丧礼的过程中缺乏敬畏生命的意识，缺乏对死者的悲戚、哀悼之心，则行为、程序、服饰、祭品等就是虚设的，没有实际意义，整个丧礼就变成了“虚礼”，就只是一个过程。

所以，礼的本质在于内在精神，这个礼的内在精神就是诚敬，把内在的诚敬通过外在仪容、仪表、动作、程序表现出来。然而，礼和仪也是密不可分的，内在的“礼”只有通过外在仪体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礼”。

礼外在的形式也可以叫做“文”。比如，一个人给他人的印象应对得体，文质彬彬，说话做事有礼有节，着装也端正大方，这就是外在的文，这个外在的文是一个人所要注重的仪容仪表。然而，如果仅仅只是注重外在的文，注重外在的仪容仪表，而忽视了内在的质，忽视了内在的道德修养，那么，内在和外在就配合不起来，人就只是徒有其表。今天，这样的人不是少数，他们装着打扮也是得体的，文化水平高，说话做事也有礼有节，然而对于礼仪的精神内涵却很少去学习。今许多人对人对物都缺少恭敬心，地位越高、能力越强的人越容易傲慢。

然而有的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本质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表现为外在的形式呢？对此，子贡作了一个巧妙的比喻：虎豹有美丽的花纹，而犬羊则没有，如果把虎豹皮上的花纹都剃掉了，就失去了光彩，把它和剃了毛的犬羊皮挂在一起，甚至无法分辨。所以，一个人应当具有好的内在本质，又有良好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皆不可缺少。

鲁昭公行礼

鲁昭公带了一批人去晋国访问。在晋国国都的郊外，晋平公派大臣前来迎接，这是郊劳。接着，第二天国君要拜见，卿大夫也要互相拜见，举行宴会。活动结束后，客人要回去，东道主得准备客人一路上的吃喝及其他费用，这是赠贿。晋人的接待步步为礼，程序极为复杂。在整个过程中，鲁昭公的一举手一投足居然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晋平公看了，非常佩服，赞叹道：“鲁国国君真是懂礼呀！”

当时晋国有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听到这种称赏，不以为然：“他这哪是懂礼呀，他做的不过是‘仪’罢了。礼的本质是仁义，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民心的，这是礼的根本所在。现在鲁国的政治局势那么混乱，鲁昭公的权力被三家大夫瓜分了，他就要大祸临头了，却浑然不知。他不把精力放在礼的根本上，却去琢磨那些怎么鞠躬磕头的礼仪末节，这样的人怎么算是懂礼呢？”

点评：如果一个人不践行仁义之道，而只关注礼仪活动的细节是否符合规范，这样的人就是不知礼，而只知道仪。

二、怎么去理解礼仪中的真诚心、恭敬心？

中国人讲：“诚于中而形于外”，讲“相由心生”，就是说一个人的修养关键是在于内在的诚、敬，就是真诚心、恭敬心的培养。什么是真诚心？诚就是真实，不虚假，在《中庸》里讲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说真实是天地的大道，天地的根本规律。追求真实，则是做人的根本原则。道家讲的真人，就是指：“指古代道家洞悉人生本原，真真正正觉醒，觉悟的人。”所以真诚对于做人来说他不仅仅只是一种品质，而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做人真诚，不虚假，不做作，表里如一，这实际上就是要去恢复人的天性。

真诚心和善良、仁爱是一致的，一个人通过格物致知后恢复人的本性，真诚、仁爱、善良之心就会自然升起，然后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就会做到“诚于中而形于外”。一个对人对物真正有恭敬心，一定是内在真诚心的外在体现，而不是装出来的。比如，一个修养很高的人，他的一言一行、举止投足之间都会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样的人往往会容貌温和，举止端庄，言语谦恭，温文尔雅。因为这些外在仪容仪表都是他内在真诚心、仁爱心的外在体现。儒、释、道三家那些有道之人、有德之人，往往仪态威严，行为庄重，这些都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表现。

很多人外在的恭敬心和礼仪礼貌往往是假的。很多人在领导面前，在能够给他带来利益的人的目前，在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面前毕恭毕敬，服务周到，应对得当。然而这不是真正的恭敬心，这是谄媚，谄媚是用卑贱的态度向人讨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自我贬损，巴结投靠，巧言令色。谄媚之人往往是企图利用他人，讨好他人，所以对他人虽然外表恭敬，然而却无真诚之心，但是为了利益他会进行表演、伪装。在这种谄媚和虚情假意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许多人就是在别人用谄媚与巧言令色编织的花环的引诱下，落入陷阱之中，最后身败名裂。

恭敬可以分长幼，可以分贤愚，可以分亲疏，但不分贵贱。特别是不能对有权者、有势者、有钱者卑躬屈膝，更不能对贫贱者傲慢无礼。诚敬不仅仅表现出对人的一种真诚，还应当表现为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如体谅别人的难处，不强人所难，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触犯别人的禁忌，不苛求别人，不嘲笑别人，不揭他人的短处。诚敬还应该表现在企业领导者对员工要以诚相待，尊重员工的人格，尊重员工的意见，尊重员工的发展需要，赞赏员工的才华，绝对不能心胸狭隘，嫉贤妒能，飞扬跋扈，高人一等，装腔作势，随意斥责，毫不顾及下属的感受，使用命令的口气说话。

巧言令色安禄山

根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的记载：在唐玄宗时期，安禄山因为貌似忠诚，生性狡诈，善逢迎，故而得到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有一次，因为安禄山的体型庞大，玄宗对他开玩笑说：“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这么大？” 安禄山也不生气，反而笑着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颗忠于皇上的赤心！”还有一次，安禄山看到太子故意不拜，身边的人十分着急地让他拜，但他故意装傻道：“臣是胡人，不懂朝廷的礼仪，不知太子是什么官。”玄宗也不生气，反而对安禄山解释说：“太子就是将来承袭帝位的人。”这时，安禄山才装作忽然惊醒的样子说：“臣愚蠢得很，只知道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玄宗想让他与杨贵妃结为兄妹，但安禄山见杨贵妃极受玄宗宠爱，竟然拜杨贵妃为母。正因为安禄山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让唐玄宗龙心大悦，任命他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的奉承并不是没有目的。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安禄山的亲信部将史思明也率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唐玄宗逃亡，杨贵妃自杀。

点评：安禄山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奸邪小人，不过，许多人就喜欢这样的小人，最后也会被这样的小人所害。

三、在礼的运用中，要遵守什么样的原则？

1、礼的“适宜”原则：

礼仪要和时代、环境相适宜。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文化，礼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家的很多礼仪在形式上需要遵循和时代相适宜的原则。另外礼还要和环境相适应，老百姓说到哪山唱哪调，礼在运用的过程中要根据具体境遇的特殊性采取权变的原则。礼规定了在一般情况下人的行为规范，但是，总会有特殊的情况发生，在特殊的情况下，就不必完全按固定的规范去做，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礼教规定的是在一般情况下的行为准则。处在特殊情况下时，可以根据“仁”、“义”、 智”等原则采取礼教中所没有规定而与当下具体境遇相宜的行为。

2、礼的适中原则：

根据人类生存的共同境遇和人的本性与需要，制定适中、适度的礼仪规范和行为，这就是礼的适中原则。然而礼的适中不等于简化，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不仅仅只是文明礼貌的问题，他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礼不可太繁琐也不能随便地简化。过于烦琐的礼，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人的自由，并造成财物与时间的浪费。过于简化的礼，则会导致在礼仪活动中丧失了严肃性。比如今天丧礼、婚礼过于简化，简化的礼仪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然而当我们对婚礼和丧礼失去了严肃性，对婚姻也就会随便，对父母的感情也就淡化了，孝道精神也就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不提倡在婚礼、丧礼这些重大的礼仪活动中大操大办，互相攀比，讲排场，铺张浪费，但是也不主张随随便便，过于简化仪式，而要坚持适度、适中的原则。

3、礼的和谐原则

“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孔子的学生‘有若’的一句名言，其意思就是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有若认为，古代圣王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呈现礼的和谐作用。然而，无论大事小事，如果只是为和谐而和谐，而不依照礼制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礼在实际的应用中，能够做到恰到好处，这是礼的最高境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礼做到恰到好处，那么他的人际关系就能够做到圆融无碍，他的人际关系就是和谐的。 “礼”首要的目的是在人际关系中达到“和”目的。规范化的“礼”与精神上“和”，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中，如果事事都是只知循“礼”而忽视了和谐的精神原则，便会缺乏价值导向，甚至使礼成为不受欢迎的繁文缛节；但是如果处处只知道求“和谐”而没有“礼”的规范和制约，就会丧失外在形式，流于涣散。所以，“和谐”是“礼”的目的，“礼” 的规范和制约是“和”的保障。

朝庭礼仪：

据《汉书?叔孙通传》中记载：刘邦即位后，群臣自认为与刘邦同打天下，同甘共苦，居功自傲，他们大多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结果在喝醉了之后互相争功，相互之间吵闹打斗，甚至砍大殿里的柱子。刘邦对此恼火万分，但又无可奈何。后来，博士叔孙通依据古礼和秦仪，制定出朝廷礼仪，刘邦决定在朝廷上推行，并让群臣练习。高祖七年，正式采用叔孙通的朝礼：天刚亮，宫殿大门打开，武士威风凛凛，礼仪官将群臣依次引入殿门，群臣快步跑到殿上在各自的位置上站好。汉高祖刘邦在群臣的呼喊声中乘辇来到，面南而坐，俯临群臣，自诸侯王以下都肃敬地上前拜见朝贺。在礼官的引导下，大臣们一个一个上来向他跪拜，山呼万岁。御史官员在一旁监视，将不合朝仪的人拉下殿去。大臣们中规中矩，不敢违礼，汉高祖高兴地说，“我今天才知道，这个当皇帝有多快活，有多神气。”

点评：任何一个组织，要维护正常有序的活动，礼仪、纪律、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四、怎样发挥礼在冶情养德方面的作用？

《礼记》说：“礼者，因人之情为之节文”。中国古代的礼是根据人的情感与欲求而制定的，既不是要消灭人的情感与欲求，也不是完全迎合人的情感与欲求，而是将人的情感与欲求纳入到正与善的轨道，调整到“中和”的状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中国的礼主要作用是用来调养人的性情和德性。人都有七情六欲，何谓七情？《礼记•礼运》说：“喜、怒、哀、惧、爱、恶、欲。”

可见，情是人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或心理活动。六欲则是是中国古代区分感情的一种分类，一般指眼(见欲，贪美色奇物)、耳(听欲，贪美音赞言)、鼻(香欲，贪念香味)、舌(味欲，贪念美食美味)、身(触欲，贪念舒适享受)、意(意欲，贪念声色、名利、恩爱)。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人习性各不相同，人性中的善就如同玉石一样，被普通的石头所包含着，需要去打磨。喜、怒、哀、乐、等心理情绪，处于“未发”状态时，心理是处于平静安宁的状态。而人喜、怒、哀、乐的情欲是很容易受到环境在左右的，儒释道三家都非常强调对情欲的控制，佛道两家有很多的戒律来控制人的七情六欲。而儒家则是通过礼仪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让人在产生情绪时遵循文明行为与道德行为规范，通过外在礼仪的规范和内在道德，让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情绪保持在一个“中和”的状态。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发

而皆中节”，使情绪处于“无过无不及”的状态。

人的情绪如果以不符合礼的方式出现，就会出现偏激的状态。日本搞“购买钓鱼岛”闹剧，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许多人上街游行，表达强烈抗议，但也有少数人乘机搞“打砸抢”，这就处于“过”的状态。而有的人对日本政府的“购买钓鱼岛”行为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麻木不仁，就处于“不及”的状态。

人的习性，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推行礼乐教化的目的，就是让人在礼乐文化的熏陶中，引导人的性情向善与正的方向转变，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规范和文明行为规范，并使这些规范内化，引导人的性情处于中和的状态，从而培养出良好的品质、健康的心理、中和的情绪。

道德修养与礼仪修养相结合，就是“内外兼修”。内在的道德，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正如《礼记》所讲“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如果没有内在的品德，则外在的符合礼的行为就是徒具形式的虚礼，就是“仪”。然而外在的礼仪也可以培养内在的德行，提升自己的内在素质的提高，而某些僵化的、烦琐的礼，强调等级、特权的礼，只会让人变得虚假而势利。一个人有内在的良好品性，没有通过礼仪加与修饰，率性而行，就会显得粗野，这是“质胜文则野”。只有当一个人有外在的文明礼仪，举止有度，处事得体，温文尔雅，并有较高的内在德行修养，才能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路正冠而死

儒家非常重视礼。子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是七十二贤人之一。《史记》中记载，子路性格粗鄙、直率，喜好武力。在孔子看来，子路不仅好勇，还十分懂礼，是一个闻过则喜的人。在孔子众多弟子中，子路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在孔子眼中，他是具备从政之才的。后来，子路做了卫国之臣。有一年，卫国发生了内乱，在战斗中，子路受了重伤，帽子也被敌人挑断了帽缨，掉落在地上。在当时，帽子对于男子来说，就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懂礼的标志。孔子说，有德行的君子即使是死也应该把帽子戴端正。子路知道自己最终难免一死，于是一手捂着伤口，忍着剧痛，另一只手去扶正帽子。就在这时，敌人围攻上来，刺死了子路。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非常伤心，感叹道：“我早就知道，子路一定会死得轰轰烈烈的。”点评：子路即使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刻，也不违背礼。礼仪不仅仅可以维护他人的尊严，也同时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五、在礼的运用中如何正确体现“亲亲尊尊”的原则？

自古以来，中国人非常注重血缘关系，形成了各种血缘群体，形成了注重血缘关系的亲亲之道。在注重血缘和亲情的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这种宗族和家庭的亲亲关系可以推而至于国家、天下，乃至天地万物，也就是儒家的仁爱精神，故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对父母、兄弟、妻子讲亲亲，而延伸出的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就是孝弟慈爱外在体现；推至君臣、朋友、长幼之间的亲亲，就是恭、友、仁、忠，所以亲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家庭的和谐也需要礼来规范，礼在家庭中运用主要体现在三种关系上：“父子、兄妹、夫妇”，这三种关系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这就是儒家所所谓的“亲亲”，这是是亲人之间的亲爱之亲、亲爱之心、亲善之行。亲亲在礼仪上在家庭中的具体表现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长幼有序。”

“父慈、兄友、夫义”是属于阳的一面，是处于主导作用的，而“子孝、弟恭、妇顺”是属于阴的一面，两者之间一阴一阳是相辅相成的。礼最重要的作用是“和”，家庭既是最温暖的地方，但是也是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所以家庭需要礼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

但是，根据儒家“仁”与“忠”的观念，人的慈心善行不仅仅局限于家庭之中，而应当扩大到家庭之外。孟子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说，人们奉养自己的父母亲，并将这样的孝心推广开来，就能尊敬他人的父母亲；爱护自己的孩子，并将这种慈爱之心推广出去，也就会爱护他人的孩子。《大学》中讲：“家齐而后国治。”中国的家庭伦理可以延伸为社会伦理。现代社会强调平等，从人格的角度讲、从法律的角度讲，这是对的，但从人伦关系上讲，必须维持长幼有序之传统。

“尊尊”指的是尊崇圣人、尊崇贤者、尊敬长者、尊敬教师、尊重他人、尊重经典。如果一个人缺乏“尊尊”的意识，傲慢无礼，眼中无人，毫无顾忌，行为粗野，这种人很难接受好的教育，很难得到健康成长。“尊尊”并不违背“平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尊者”，每个人都会成为“长者”，受到他人的尊重。同时，尊尊并不意味着要“卑卑”，对卑者（如无德者、无能者、幼者、学生）要关心、爱护，而不是用轻视、践踏的方式对待。“尊尊”不能理解为尊崇权势者。在专制时代，权势者制定了大量的封建礼仪规范，这些封建礼仪规范具有等级尊卑、专制、特权、官本位等色彩，将权势者放在尊者的位置上，让人民口称“奴才”，跪在地上，这与孔孟精神是相背离的。在弘扬中华人文礼教时，必须去除封建礼仪规范。

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向学生讲黄帝、炎帝、老子、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等圣贤的故事，培养同学的敬仰之情。

张良拾鞋

《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有一次，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散步。这时，有一个穿着灰色粗布衣服的老人，来到张良所站的地方，把自己的鞋子扔到了桥57下面。然后，老人看着张良说：“小子，下去帮我把鞋子拿上来！”听到他这样跟自己说话，张良很惊讶，但他一看是一位慈祥的老人，顿生尊敬之心，于是把他的鞋子取了上来。这时，老人又缓缓地说：“给我穿上鞋子！”张良想，好事做到底，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老人站起来，笑着离开了。过了一会，老人又转回来了，对张良说：“你这小子不错啊，是一块可造之材。五天后的黎明时分，来这里等我。”张良听了很高兴，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五天过去了，黎明时分，张良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那位老人已经在那里等着张良了。看到张良来得这么晚，老人很生气地说：“跟老年人相约见面，还迟到，是什么原因？”老人转身就要离开，同时对他说：“五天后早点来这里等我。”五天后，张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鸡一叫他就立即赶到那里。

可出乎张良意料的是，那个老人又已经先等在那里了。老人又很生气地说：“为什么又来晚了？……五天后再来这里等我。”说完，又走了。过了五天，张良半夜就去了那里。

张良到了约定地点以后，不一会儿，那个老人也到了。他看到张良已经到了，很高兴地说：“嗯，这样才对啊。”这时，老人从怀里拿出了一本书，说：“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当君王的军师了。今后十年里，你就会兴旺发达。”老人说完就离开了，从此张良再也没有见过他。天一亮，张良才看清那本书是《太公兵法》。从此，张良经常诵读并研究这卷兵书，终于成为了开国元勋，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点评：尊敬贤者，亲近能者，就会得到贤者、能者的教导与指引，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必具条件。

六、请介绍中华民族有哪些重要的礼仪。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文化灿烂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规范，被世人称为“礼义之邦”。《礼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中国的《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礼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文化的消失，即是儒家文化的消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代。中国古代的礼仪主要有：相见礼、成人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射礼。

（一）相见礼

“相见礼”是我国古礼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每一个简单的礼仪背后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古代的相见礼，在今天如果全面恢复一定是不合适宜，但是一些基本的相见礼需要恢复，比如拜礼、鞠躬礼、拱手礼。

（二）乡饮酒礼

始于周代，以尊贤敬老为旨，沿袭约三千年，道光二十三年，清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乃止。乡饮酒礼体现恭敬、谦让、洁净、和谐等原则，其主要仪节有：

谋宾：主办方根据德行才能的高下或者年龄长幼来确定宾客的人选，其中最优者一位为宾（正宾），次优者一位为介（陪客），再次者三人为众宾。

迎宾：主人亲自到宾、介家中通报并致邀请诚意。行礼之日，主人到宾、介的家中召请，并在乡学的门前迎接宾客。

献宾：献宾分为三个环节：主人向宾献酒称为“献”，宾回敬主人称为“酢”，主人先自饮，再劝宾一起饮，称为“酬”，三者合称为“一献之礼”。

乐宾：为宾客演奏乐曲，以示尊敬和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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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酬：旅酬是自上而下的劝酒，旅酬的顺序是：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众宾在依照年齿长幼依次相酬。

宾返拜：宾告辞，主人送到门外。次日，宾前往主人家答谢。

（三）乡射礼

乡射礼见载于《仪礼·乡射礼》，将射箭与礼仪相结合，培养人民恭敬礼让、公平竞争、和谐相处的精神。乡射礼的核心活动是三番射，即三轮比射。射艺相近者二人组合为一耦，每耦有上射、下射各一名。每轮每人发射四支箭。第一轮是演练与示范，由三组（三耦）射手完成。第二轮是正式的比赛。参加者除三耦之外，还有主、宾、大夫、众宾参与。第三轮的过程与二番射基本相同，只是射箭时有音乐伴奏，只有踩着鼓的节拍而射中靶心者才有效。射礼的基本原则是：

1.心正体直，培养正气。2.发而不中，反求诸己。3.礼乐相和，揖让而升。同一耦射手在升堂、下堂等各个环节，都要彼此揖让。不同的耦之间只要彼此相遇，都要揖让。中国武术有这个传统，比赛之前，双方都要作揖或鞠躬等，互致敬意。4.知止而定，心无旁鹜。

（四）冠礼

《礼记》：“冠者礼之始也。”冠礼表示男女青年至一定年龄，成熟了，长大了可以婚嫁了，并从此作为本家族，宗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社会活动了，冠礼也是成年礼。在成年礼中，男子冠礼，女子笄礼。

在《礼记·冠义》篇系统阐述了“冠礼是礼仪的起始”的观念：“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青年男女在举行冠礼之后，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小孩子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了。

（五）婚礼

婚礼在中国古代是一项主要的礼仪活动，是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在中国古代民间的婚礼既是一种礼仪活动，也是一种法律公证仪式，通过婚礼在获取社会的承认和祝福的同时婚礼还起到了一种法律认可的功能。古代通过这样一个具有神圣感的婚礼仪式，让结婚的人对于婚姻就会格外的重视，一个人一结婚就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后甚至会成为大家庭，而家庭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婚姻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然而今天我们对婚姻神圣感的丧失，对婚姻礼仪的简化和随意，甚至在今天社会上流行的自不伦不类的婚礼闹剧等等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家庭婚姻的不稳定，离婚率高，社会问题多。一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的不和谐，不完整。

传统的婚礼仪式主要有：娶妻要经过纳采（后世称为“提亲”）、问名、纳吉（男家得知女子姓氏后占卜若得到吉兆，派使者到女家通报）、纳徵（相当于后世的订婚）、请期（男家通过占卜选定了婚期并派使者到女家请求确定婚期）、亲迎（迎亲）等六个主要仪节，称为“六礼”。

（六）丧礼

丧礼是在安顿死者的遗体与灵魂的过程中，运用礼仪培养关怀生命、敬畏生命、感念生命的意识。丧礼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价值，就是孝道精神的延续。在今天一切从简的时代，丧礼在今天也被时代简化了。有些必要的环节，如果失去了，就意味着相应的文化内涵丧失了。

基本的环节：

1.小敛：将尸体安放在规定的地方，用特制的敛被盖上，为死者沐浴、穿衣、修剪须发、指甲。死者裸露在外部的头、手一律用布或纸包好，死者口内要放置“口含”的含物。

2. 报丧：通报死讯，告知死者的子女亲属及生前好友。

3.守灵：亲友守护灵柩、灵堂、灵位。

4.奠祭：把酒食等祭品放在地上的祭祀，称为“奠祭”或称“奠”。

5.吊丧：死者的亲友、同事、乡邻亲自或委派代理人去死者治丧处或丧家进行吊唁，向死者的遗体告别，以表达哀悼情意。

6.大殓：人死后的第三天举行盖棺仪式，设灵堂举行奠礼。

7.出殡：灵柩即将启动时，先行“摔盆仪”，即由主丧长子或长孙跪在灵前将放在灵柩前作祭奠烧纸的瓦盆摔碎。孝子、孝女以及亲属送灵柩到墓地下葬。

8.守丧：守丧三年。在古代，服丧期间禁止游戏作乐、外出宴饮、嫁娶生子、匿丧求官。《唐律疏议》规定：为父母、丈夫服丧期间，自身嫁娶者、杂嬉作乐者、提前除丧者，要被判处三年徒刑；怀胎者，判处一年徒刑；参加吉宴者，杖刑一年。

（七）祭天、祭地

华夏民族自古就有“敬天法祖”的信仰。在华夏先祖看来，天地哺育众生，他们把上天人格化称呼为“皇天”，与之相对的地即为“后土”，与皇天合称为“皇天后土”。祭天仪式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一种交流形式，昊天上帝是中华民族敬奉的至上神。祭地，在殷商甲骨文里已有对社土的祭祀，还有大量的祭祀山岳河流的记录，主要目的是祈求农作物的丰收。远古时代就有对土地的崇拜，大地养育万物，生长五谷，犹如慈爱的母亲，因此，古代有"父天而母地"的说法。

历代帝王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筑坛祭天为“封”，祭地为“禅”，也可以庙祭和郊祭的方式来祭祀天地。稷为五谷之神，古代将土地神和稷神合祭，合称社稷，社稷被视为国家的象征。

（八）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的礼仪是中华民族为了行孝感恩、怀念祖先、祈求祖先保佑的一种形式，是中华民族祭祀礼仪中最重要、最常用的一种礼仪活动。在西方社会中出了法制之外，他们维系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宗教教育，西方的宗教教育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而中国人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那么的道德教育是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完成的，宗庙和祠堂就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的场所之一。在宗庙中，或在祠堂中，如果一个人违法犯罪，道德严重败坏，死后是不能入宗庙和祠堂的，这是对活着的人最大的道德约束。在宗庙和祠堂中，始祖居于正中的位置，始祖以下，第一代、第三代、第五代、第七代等奇数后代均为“昭”，位列始祖之左。第二代、第四代、第六代、第八代等偶数后代均称为“穆”，位列始祖之右。一般民众在家中设立“天地圣亲师之位”，面对此牌位即可行祭祖之礼。

张飞醉酒

《三国志》记载了张飞三次醉酒之后的形态，可谓是惟妙惟肖，发人深省。第一次，张飞因为喝酒后鞭打督邮，丢了官；第二次，刘备去见天子的时候，特意嘱咐张飞一定要少喝酒。张飞敷衍着答应了他，可当刘备走了之后，他却说要“满饮”，喝到尽兴为止。曹豹说饮不下了，张飞却鞭打了曹豹，这让曹豹愤恨不止。于是，曹豹让女婿吕布夜袭徐州，引起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第三次，关公死了之后，张飞十分难过，要求帐下末将范疆、张达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来祭奠关公。时间有些紧迫，范疆、张达希望张飞能够宽限几日，便相伴去找张飞求情。张飞丝毫不同情，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二人各打五十鞭。于是，两人怀恨在心，合谋将醉卧在床的张飞杀掉了。

喝酒误事，教训十分惨痛。张飞第一次丢了官，第二次丢掉了城池，最后一次连自己的性命都丢失了。有嗜酒如命的陋习的人，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

点评：古代设置乡饮酒礼的目的，就是培养对人的尊重之心，有此心，斗争、暴力的祸害就会少了。过量饮酒，怠慢他人，无礼施暴，必然产生种种祸端。

七、礼冶和法治有何区别和联系？

在中国古代，礼有双重意义：一是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法规，如《周礼》所载内容大多属于此类。二是指文明行为规范和道德行为规范。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在孔子哪里礼和仁是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是重要的德行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礼仪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和谐的重要保障。当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和

调整。在当今社会，应当让礼治与法治分别形成两大社会治理系统。

法治与礼治的区别在于：

1、法治的惩治作用常常是在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之后，针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治。在一个商业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法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礼治的作用主要是发生在行为发生之前，为行为提供规范， 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对整体社会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2、法治的两大功能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礼治的功能是规范行为，培育品德。

3、法治是惩治具有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让人们对违法犯罪行为有畏惧心理，不敢做违法行为。而礼治是矫正不良行为、让人们自觉的去遵守文明规定起到和谐社会的作用。《后汉书·刑书志》说：“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违背礼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但犯罪行为同时通常也是违背礼的行为。

4、法治采用强制性，偏重理性，具有冷酷无情的特性；礼治则依靠自觉性，偏重人情，具有温情活泼的特性。仅仅依靠法治，会导致法律繁琐、纷繁复杂、人对法律有畏惧心理但是没有羞耻心，对于法律没有规范的行为不能够自觉的去遵守，必须治理国家必须以礼治辅之。秦始皇只关注法治，重视战争、赏罚、严刑、狱讼等，礼乐废弛，二世而亡。而仅仅依靠礼治则会疲软无力、必须以法治辅之。法治与礼治相结合，恩威并施，刚柔兼济，才能进行有效管理。

5、法治与势相结合，礼治则与习相结合。推行法治的主体，必须具有权威与势力。在专制时代，法治的权威与势力来自君王的地位、权威；在民主时代，这种权威与势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礼治则在个人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在公众生活中形成良好的习俗。

6、法治具有标准性与确定性，礼治存在着一个弱点，就是它的非确定性，依靠人的判断、自觉，有时很难做到公正，无法实现管理的标准化与强制化。明王朝非常重视礼治而不能推行法治，人们陷入各种礼仪道德的争论之中，整个王朝没有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法治系统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战斗力，而是分裂成家族，分裂成各种利益集团，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最终走向崩溃。

周公“制礼作乐”，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实际上是开创了政治、法治、德治、文治、礼治“五治并举”的治理系统，所以礼治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孔子继承周公之道，主张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其中所讲的政、刑、德、礼就是属于政治、法治、德治、礼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套治理系统崩溃了，就是“礼崩乐坏”。秦始皇重视政治、法治而忽视礼治、文治、德治，并以“焚书坑儒”的手段摧毁礼治、德治、文治系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注重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但儒家文化仅仅作为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没有全面复兴儒家文化，也就不能使德治、礼治、文治系统真正重建起来。今天中国社会的众多社会问题仅仅考法治是不够很好的去解决的，应同时推行礼治教化、德治教化、文治教化。

游吉执法

子产作为郑国的宰相。治理有方，十分受人爱戴。在他病重将要死去的时候，将游吉叫到自己的身边，用尽力气，对游吉说道：“我死后，您一定会在郑国执政，一定要用威严治理民众。火的样子是严酷的，所以人们很少被烧伤；水的样子是柔和的，所以很多人被淹死。您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要让人们因您的柔弱而触犯法令。”游吉满口答应。子产死后，游吉继任，可他不肯严厉执行刑罚，让很多人66钻了空子，堕落为盗。后来那些盗贼集合起来，盘踞在萑苻之泽中，准备攻击郑国。游吉无奈，只好率车骑与那些盗贼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将他们彻底打败。之后，游吉感叹道：“我早按子产的教导去做的话，就不会走到这般地步了。”

点评：推行礼乐教化，严格执行法律，建立内外二道防线，可以有效防止人的罪恶行为的发生。

八、如何做到仪容仪态的端正得体？

仪态的端庄高雅，首先要体现在外在的仪容仪表上，而仪容仪表首重服饰。中华民族的服饰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汉服是以汉文化、以华夏礼仪为背景，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气息的民族服饰。中国号称“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这些都和我们服饰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首先都是通过服饰来体现的。有必要对我们的汉服进行与时代相适应的恢复，重新找回我们端正高雅的仪态文明。

儒家文化的全面复兴不仅仅只是单独的书本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全面地融入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融入到老百姓生活中去了，和我们的衣、食、住、行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儒家文化的复兴，要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入手，从我们的服饰入手，儒家文化才能获得新生。

今天可以从得体的着装、规范的仪态、站立坐卧来入手规范自己的行为。人既有静态之美，也有动态之美。静态美主要体现在着装上、仪表上。而动态美就表现在行走坐卧和外在的行为仪态上。

着装：

首先着装要做到清洁、整齐、协调、区分场合、得体大方。这几个要求看似简单，然而很多人并没有能够做到。大部分的服饰能够做到清洁、整齐，但是要做到协调，得体大方，区分场合，就比较困难。很多人的服装首先是不协调的，主要是色彩不协调、长短不协调、搭配不协调，一些肥胖的人穿紧身衣，有的人穿西装时穿运动鞋。有的人着装不能够区分场合，有的老师上课穿拖鞋，有的人穿着暴露或紧小的服装去教堂或寺庙等场所。

举止：

男性的举止要表现出阳刚之美，要有刚健、潇洒、英武、强壮的风采。女士要体现柔和之美，有轻盈、妩媚、娴静、典雅的韵味。站姿：要求“站如松”，人要顶天立地，像松树一样站立，汲取天地之正气。基本要求是“挺”与“直”。“挺”给人一种挺拔之感，头抬起来，把腰挺直，挺胸收腹，头不能垂，肩不能耸，背不能驼，不能无精打采，给人以蜷缩萎靡的感觉。“直”就是身体不要乱抖动，不要东倒西歪，不要随意扶、倚、靠、踩。

坐姿：做到“坐如钟”，像铜钟一样，坐姿稳健，可以使呼吸顺畅，精神焕发。男士就座时，双脚平踏于地面，双膝略微分开，两腿之间的距离能放下一个拳头为宜。女士在就座时双膝双脚完全并拢，可采用双腿交叠的坐姿或两腿斜放的坐姿。正式的场合，或有位尊者在座时，不要把椅面坐满，只应坐座位的三分之二的面积。

行姿：要求“行如风”，走路时挺胸抬头，两眼平视，两肩放平。男士的步伐节奏鲜明，均匀、稳健、有力、潇洒，步子要迈得大一点，女士的步态匀速迈进，轻盈、自然、含蓄、飘逸，步子要小一点。

卧姿：要求“卧如弓”，弓形的卧位有利于全身肌肉放松。右侧卧可以避免对心脏的压迫，因为心脏在胸腔的左侧，侧卧时应保持心脏在上面。

食姿：关于饮食，通过《礼记·曲礼》来看看古人对饮食礼仪有着高规格的礼仪要求。取饭时不要把饭抟成团，不要把手中的余饭放回食器，喝汤时不要倾流不止，上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不要把骨头啃得有响声，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给狗，不要专吃最好的食物，吃羹时不要连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当别人面剔牙。

孔子行礼

孔子非常重视礼仪规范，并且身体力行，请看孔子是如何做的：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态度立即严肃起来；看见盲人，即使是常在一起的，也一定要有礼貌；在乘车时见穿丧服的人，便俯伏在车前横木上以示同情；遇见背负国家图籍的人，立即表达敬意；做客时，如果有丰盛的筵席，站起来致谢；遇见迅雷大风，神色大变，以示对上天的敬畏。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谨慎而恭敬。孔子不站在门的中间，走路不踩门槛。

有一次，孔子患了病，躺在床上，国君来探视他，他无法起身穿朝服，这对国君不尊重，有违于礼，于是他就把朝服盖在身上，表示自己以朝服面对君王。

点评：礼不仅仅发生于重大的礼仪活动中，也不仅仅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中，而是发生于人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之中。

九、如何在礼仪中体现谦让的精神？

一个人常常要去处理好三种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三种关系中，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主要又有三种关系：“斗争、平衡、和谐”。和谐的人际关系肯定是每个人希望拥有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谦让的美德，你敬别人一尺，别人自然敬你一丈。所以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中常常能够体现谦让的精神，比如我们的传统礼仪中的鞠躬礼、拱手礼，都体现出谦让的美德。在人与人之间见面时，能够把自己的头低下来，给别人行鞠躬礼，就体现中国人谦让的美德。

今天这个竞争时代人们习惯于展现自己的强大，体现自己的优越感，处处要表现出比别人强，形成一种比吃、比穿的风气，所以谦让的美德已经被许多人抛弃了。其实谦让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真正的谦让是一种强大，比如孔夫子“温、良、恭、俭、让”的美德，谦让放在最后一位，是因为谦让是在温和、善良、恭敬、俭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谦让是一种返璞归真，是内心真正强大的表现。试想，如果一个人残暴、凶恶、傲慢、贪婪，怎么可能做到谦让呢？这就是所谓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人到无求品自高。”

保持谦让之德就必须戒除骄傲之气与争夺之风。骄傲必然自满，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尺度，将自己同别人相比时，常常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当他不能学习别人的优点，不能克服自己的缺点时，他就只能停滞不前或者不断倒退。正如《尚书·大禹谟》所说：“满招损，谦受益。”

当然，我们不主张无条件地谦让，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坚持原则；面对无理的侵犯与诽谤，不能迂腐到“唾面自干”地步，而是要有“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对于真理、义理，要做到“当仁不让”；谦让、忍让是有限度的，否则就是奴性十足，丧失铁骨铮铮的阳刚之气。对于功德，要尽力奉献；对于学习，则要采取谦虚的态度；对于物质利益，则要采取谦让的态度。谦让并不排斥“君子之争”，即用合理的方式进行竞争。

古今中外所有的圣贤都展现出一种谦让的美德。《论语·乡党》记录了万世师表孔子在上朝、庆典、待客、祭祀、吊丧、赴宴等各种活动中，处处表现一种谦让的美德。孔子的道德学问已经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了，然而孔子却处处谦让，这正说明了孔子有极高的礼仪修养。

老子主张“柔软胜刚强”，是强调“柔”和“下”的状态，而不是“满”的状态，按照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原理，居柔处下，却可以向着强盛的方向发展；恃强居高，反而向着衰败的方向演变。老子看到世间的事物是处于阴阳转化的形态：委曲反能求全，屈弯反能伸展，低洼反能充盈，敝旧反能生新，少取反能多得。老子强调：“不自我表现的人，反而显现于众；不自以为是的人，反而彰明于世；不自我夸耀的人，反而功成名就；不自我矜持的人，反而长长久久。”

晏子使楚

晏子头脑机灵，能言善辩。他在齐国辅助国政，屡谏齐君，齐国大治。有一次，晏子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想要趁机羞辱他。楚王同手下的人商量好了一个方案，等晏子来时运用。晏子来到了楚国，楚王请晏子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两名公差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来。

楚王放下酒杯，故意问道：“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公差回答：“他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得到了想要的回答，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东西吗？”晏子离开了席位，回答道：“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是枳树，只是叶子相同，果实的味道却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啊。现在这个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就偷起来了，莫非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喜欢偷东西吗？”

楚王被晏子的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半晌之后，才自嘲地笑着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取其辱了。”

点评：礼让并不是一味退让，言语之中包含着无穷的智慧，优美的语言也会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本文选自陈杰思、刘少华著《中国人应知的中华十德》，中华书局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