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智、仁、勇”被儒家列为三达德，而智被列为第一位。孔子把“智”与“仁”、“勇”并举，定位为君子之道，即所谓“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可见智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因为智者才不会迷惑，一个有智慧的人才能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事事物物。

“智”是指真理、价值、义理的统一，真理、价值、义理是人类生存的三大原理。

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真理帮助人们去认识自然界，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让人们较为客观地了解自己。但真理不能解决人类活动的目的与意义，不能解决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真理不能解决人类的道德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和自然界万物和谐相处的问题。而且随着科学发展，一些以往总结出来的科学认知会改变，之前认为正确的理论和观点随着科学的发展会被推翻，所以真理具有相对性，今天的科学验证的真理有可能在未来会被推翻。

价值告诉了我们“需要什么”，价值给让我们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一个没有建立起一套稳定智慧体系的人，价值的判断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今天年轻这一代人普遍形成了一种西方式的价值观。价值观体系不能解决人的德性问题，道德的问题，德性的问题才是人类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维系人类长期存在的根本所在。一个社会如果道德体系崩塌了，这个社会就是乱象丛生，特别是在商业高度发展的时代，道德体系的破坏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义理回答“应当怎样”。义理在《礼记·礼器》解释为“义理，礼之文也。”人们把讲求儒家经义、探究道理的学问称之为“义理之学”。儒家的核心义理：“仁、义、礼、智、信”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和体征的。儒家提倡的义理，在不同的文化中，在不同的宗教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那些在人类历史能够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道德体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他们的心灵中追求的道是相通的，只是展示的层面和方式不一样而已。义理要解决的就是人的德性的问题，人作为万物中的一部分，人类要长期和谐地生存下去，最关键的是人类要有一套符合人性自然规律的道义体系。

  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其中的“学”是指知识性的学习，知识性的学问是靠知识、读书、经验，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起来的。这个学习属于真理和价值层面的学习。学习真理，是要不断的去获得知识，所以这种学习是不断的积累，这种学习与生命的成长不一定是同步的。而为道日损的“道”是指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就是一种心性之学，他是对心性的修炼和磨炼。通过义理之学要去控制自己的欲望，消除自己混乱的意识，使自己的心性清明宁静。张载所讲的“德性之知”，就是义理之学；张载所讲“见闻之知”，大致相当于真理知识的学问。朱子曾经看出“理”中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区别，其实就是真理与义理的区别。 “即物穷理”中的“理”即是指真理,“存天理,灭人欲”中的“理”,即是义理。王阳明说的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的理就是指义理，而不是指真理。

  当代时代最大的危机是精神危机，而精神危机具体表现为价值危机。价值危机表现在大量负面价值的泛滥，大量正面价值的消亡，亦即表现为义理的崩溃。根治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根本之道在于弘扬义理。汤因比说得好：“我认为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展望二十一世纪》）

隋炀帝游乐

作为隋朝第二个皇帝，隋炀帝杨广一登上帝位，为了树立自己“仁君”的形象，当即就颁布了两个诏书。第一个诏书在开头就写道：“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表示要有“爱民治国之心”，倡导“务从节俭”。在第二个诏书中，申明他要遵孔子所教的“富民教民”。话虽是这样说，但看到杨广即位之后的表现，却是与那两个诏书大相径庭。称帝后第一年，炀帝就游幸江都，曾有文书记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游船一艘接一艘，竟长达二百余里。称帝第二年，杨广重游江都，但这次他给下面的人出了一个大难题，他想要自己出行的工具能够漂亮华丽，便下令州县送羽毛来装饰。当时，能用作羽毛的禽兽几乎被捕光。炀帝在位期间，几乎年年要出游玩乐。每次当杨广游玩的时候，各级官员总是竭力地搜刮百姓，换成美酒佳肴、奇珍异宝来取得杨广的欢心。不仅如此，在位期间杨广穷兵黩武，三次征战辽东，死伤无数。

  后来，当唐太宗读到《隋炀帝集》，感慨道：“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向前进言，答道：“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爱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点评：隋炀帝喜爱外出游玩，已被游玩所迷惑。心术不正，没有德行的人，才华越多，对社会危害就越大。

二、什么是体证？

朱熹解释“体”字：“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而“证”字则表示心灵的活动应遵循义理的方向展开，如朱子所讲的“敬便有义，义便有敬。”（《朱子语类》卷十二）所以体证就是心灵生命符合义理的精神活动，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去感知、去验证仁爱、孝敬、羞耻、良知等。也就是说，儒家倡导的美德，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更不是做给别人去看的，他是每一个要全面开放自己心性和生命智慧的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心灵去证悟的。他是在德性、审美、宗教三个维度上展开活动的。“体” 字，表明了人是体征的主体：“身在物内体其奥。”（陆机《文赋》）我们和一个德行修养很高的智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他的德行和修养由衷的赞叹，会让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如沐春风。这个时候，我们对仁爱，就有一种直观的体证。

  认知走的是“为学日益”的路子，而体证走的则是“为道日损”的路子。修学者需要在体证上去下工夫，而一个修学者要去体征内心中光明之德性，就需要“用敬”或“居敬”。一个人只有升起诚敬之心，他做学问和修养德行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效果，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

  在中国文化中人对面对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时，心灵与万事万物相应，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生命的主体会和大自然的生命交融在一起，所以中国人讲天人合一，讲天地人三才，把人置于自然界之中，人和自然是一体的。

 体证的成果是义理，人们常说的“悟道”，就是以体证的方式获得义理。所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义、和”这些义理是圣贤的心灵达到纯善时所体征出来的结果。“修道”，就是以体证和践行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恢复本性。

 

隋文帝之死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开国皇帝，开创了辉煌的“开皇之治”。他先是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对他委以重任，并让他参与政治决策。

  杨勇体察民情，十分好学，擅长诗词歌赋，性格宽厚仁和。可惜的是人无完人，杨

勇就是因为一些小缺点，让他慢慢失去了父亲的重视与母亲的怜爱。

  出生于帝王之家，难免有一些公子习气。杨勇对于穿着十分讲究，喜好华贵，一次

文帝看到杨勇穿了一件用当时十分名贵的材料做的蜀铠，上面还饰上金玉珠宝，主张节

俭的他十分不开心，认为杨勇是浪费、奢侈。还有一次，百官向太子朝贺，而太子也欣

然接受了。这让文帝感到很不舒服。

  杨勇的弟弟杨广，此时便起了夺嫡的野心。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仁孝恭俭，不好女色，

以博得父皇、母后的欢心。在暗地里却用尽卑鄙的手段，勾结一些无耻之徒谗陷太子。

他找到杨素，收买了他，让他在文帝面前污蔑诋毁太子。时间一长，文帝渐渐被谗言蛊惑，认为杨勇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想要弑父夺位。杨素找到姬威，在威逼利诱之下，姬威在文帝面前诬陷说太子有反意。

文帝勃然大怒，立刻下诏废除杨勇太子的身份，转立杨广为太子。即日起将杨勇囚于东宫，由杨广监视，任何人不得探视。文帝患病在床的时候，召来了当时的太子杨广入仁寿宫侍候自己，当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在旁一同伺候。杨广看到陈氏十分美丽，便起了色心，想要非礼陈氏。陈氏逃出来之后，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文帝。文帝气得大骂：“畜牲何足付大事，独孤皇后误我。”

杨广感到事情不妙，立刻带张衡闯入寝殿。不一会儿，便传出了文帝驾崩的消息。人们判定是张衡害死文帝，太子杨广是主使元凶。

杨广在文帝死后继位，自号隋炀帝。他自拟了一份以文帝口吻写的诏书，将兄长杨勇赐死。杨广终于本性大露，暴烈成性，最终众叛亲离，落得个国破身亡的下场。

  点评：文帝不能从更多、更广的角度了解事情的真相，陷入了杨广编制的谎言与假象构成的陷阱中。

 

三、什么是实践？什么是践行？

  实践是指人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有意识的客观性活动。践行则是指人在文化、道德、审美、宗教等精神活动领域中的主观性活动。实践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就是盲目的，而理论如果没有实践去验证，就不能够完善和发展。认知性的学习很多都来自于实践，比如“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这就是实践与认知的关系。

知识是否真理，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个社会的观念、书本知识、权威人物的言论，是否是真理，只有通过长期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判断，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真还是假，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更不能仅仅在办公室搞研究，今天很多高校的课题研究往往就在在办公室，在电脑面前搞出的研究，缺乏实践和检验，国家的科研经费花了不少，然而脱离实际空谈理论，对于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却不大。

韩非子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王充亦言：“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中国文化也是注重实践的，没有实践的逻辑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逻辑证明也好，知识也好，远离现实，远离生活，很容易走向循环论证和烦琐。中国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行合一的精神，就是注重实践与认知之间的关系。践行是培育义理、展现义理的基本方式。当今时代通病就是远离了义理，远离了对义理的践行。道德是用来践行的，和谐社会也是需要每个公民去践行基本公民道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标语上、口号上。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忽视了道德的建设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当一个社会只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道德建设的时候，人性的弱点在金钱的诱惑下将会被无限的放大。

“经典”是表达义理的文字，是古代圣贤体证、践行道德、修养心性的结果。中华民族的祖先把书面文字和日常语言分开，完整的保存了五千年的义理文化，这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是我们今天去践行义理的桥梁。通过文字的桥梁，我们才能进入义理的殿堂。然而文字只是一个桥梁，文字记录的智慧，我们学习之后需要去践行，如果不去践行，这些文字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于义理的学习，不能执着于文字，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上，文字只是一个桥梁，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桥梁上，仅仅只是做文字的研究，我们就不能前行，更无法去体证道德。所以义理缺乏践行，仅仅只是做文字性的研究，义理终将只是被空悬着，没有落地。

 

道德践行可以将义理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故道德践行是培养道德人格的基本方式。古今皆有“践行匮乏”的问题。古代书生与现代学生，将自己埋在书堆中，脱离了人格成长的现实环境，接受抽象的道德理论的教育，缺乏践行过程。将来一旦进入官场或社会，在官场或社会的潜规则影响下，许多人即发生人格扭曲。

践行与义理的关系是：义理指导践行，决定践行的内涵，践行则是义理的展现过程，亦是“良知之发用”的过程。譬如，王阳明说：“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而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传习录中》）

 

赵括纸上谈兵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说：“将领要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关爱部下，勇敢果断，赏罚严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赵国的名将赵奢有一个儿子赵括，自幼熟读兵书，谈论带兵打仗，总是滔滔不绝。人们认为赵括就是一个军事天才。但是赵奢深知儿子的底细，在临终时告诫他千万不要真的领兵打仗。

有一年，秦国攻打赵国，赵国老将廉颇领兵出战。秦军苦战三年，都不能打败赵军。秦国见久攻不下，就用反间计挑拨赵王和廉颇的关系。果然，赵王中计，打算用赵括代替了廉颇。赵括的母亲放心不下，面见赵王，说：“知儿莫如母，我认为绝不可用赵括为将。”赵王问其故，赵括的母亲说：“我刚嫁给他父亲赵奢的时候，见赵奢为将，不把官俸据为己有，而是用来养士，仰仗他供给衣食的达数百人。大王赏赐给他的财物，全部分给下级军吏。自从他领受大王之命的那天起，便一心为公，不再过问家庭私事。今赵括一旦当了大将，便目中无人，趾高气扬，大王之所赐，都归他个人私有，看到好田地、好住宅，就赶紧买下来。可见，赵括根本不是同父亲一样的人。”从他母亲提供的情况看，赵括根本不具有“智、信、仁、勇、严”这些将领的素质。

  赵王却认为母亲是为儿过度担心，固执己见，坚持重用赵括。赵括带兵上阵了，他自以为是，认为老将廉颇的策略不好，于是照搬兵书的教条，不分析实际情况，结果在秦军的引诱下出兵迎战，被困四十多天，军粮断绝，四十万赵军被迫投降，最后全部被秦军活埋，赵括自己也被乱箭射死了。赵王因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没有追究赵家之罪。但此役之后，赵国元气大伤，最终为秦所灭。

点评：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运用书本知识于实际工作的能力，空谈可以，但在实际工作中必定失败。

四、如何理解并运用“知行合一”的原则？

在知行合一中，知既指真理，也指义理；行既指实践，也指践行。则知行合一，既是指真理与实践合一，也是指义理与践行合一。

  真理与实践合一，指的是：

  1.真理来源于实践，实践即是真理的探索、运用与检验的过程，实践需要真理的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往往会偏离方向，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效果不一定理想，甚至会产生错误的结果。再高明的理论也需要实践去验证，不能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不一定站得住脚。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真理才能够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这也就是西方实验科学不断壮大发展的原因。

  2.探索真理、学习真理的目的就是在实践中运用，就是要用真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指导的我们的生活。通过探索真理，人类逐渐从愚昧无知走向理性，通过对真理的探索，人类逐渐从无序的社会，走向有序，理性、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在人类对理性精神的探索中一定要坚持真理和实践的结合。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在实践中产生实效。知识的价值就在于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而产生实用性的价值，离开实践的知识和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的知识，是空洞无用的。

  3.实践的结果是丰富了原有的知识体系，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都是在实践中不断的得到完善和发展的，今天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实践的结果， 人类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自然科学虽然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解决了很多困扰人类生存的问题，物质文明得到高度的发展，但是今天的人类面临着新困境和挑战“道德体系严重败坏”，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道德”遭到严重的挑战。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曾经以完善的道德体系，礼仪文化闻名于世，但是今天中华民族却在遭受着空前的道德危机。道德体系危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严重成为威胁人类持续发展，比如“环境污染，生态严重失衡，全球性的恐怖活动，毒品泛滥”。所以今天的人类急需回归东方的圣贤文化中。

   从义理与践行合一这个层面上讲，知行合一具有另外的涵义。其中的“知”是德性之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道德思想、道德意念、道德情感、道德体验。其中的 “行”，主要指人具备了道德之知的同时或以后，发生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王守仁认为真知者一定真行，对理明白到极致的人，一定会去践行，反过来一个真正的践行者，一个能够把道德实践到圆满程度的圣贤，也一定是一个智慧圆满的人。所以知行虽是两个字，说的却是一个工夫。在道德修养上，王守仁是极力反对知行脱节和知而不行。德性之知离不开道德行为，德性之知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如果对义理都不明白，不清楚，我们在道德的践行上就得不到正确的指引，这就是王守仁所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熹和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开，认为在求知的时候，已有一个行在了，在践行仁德的时候，德性之知已经在心中了。所以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既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践行相分离的知，便不是真知，知得不彻底、不透彻。与知不相应的行，便不是笃行，而自欺欺人。

  义理与践行合一的理论前提是：“心即理”。义理便是心灵生命活动中展开的高尚的生命精神，义理不仅仅是以语言的形态存在于书籍之中，而是动态地展现于心灵生命之中，这就是“心即理”的真谛。在义理与践行关系中出现的“知行分离”，就是体证到义理，但是坐而论道，没有起而行道，没有显现为相应的践行。

叶公好龙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叫叶公。叶公爱龙成癖，衣服的带钩上刻着龙，酒壶、酒杯上画着龙，房檐屋栋上雕着龙，总之，到处都是龙的图案。大家进到叶公的家里，还真以为自己走进了龙宫！

  叶公爱龙的事被天上的一条真龙知道了，真龙很高兴，心想，难得有人这么喜欢我，我得去他家里拜访拜访！真龙便来到了叶公家里，把龙头搭在窗台上问：“叶公在家吗？”叶公一看到真正的龙，便吓得魂飞魄散：“哇！有怪物呀！”真龙很奇怪地问：“你怎么说我是怪物呢？我是你最喜欢的龙呀！”叶公害怕得全身发抖，说：“我喜欢龙，但不是真的龙呀……救命呀！”话没说完，叶公就连滚带爬地逃走了。真龙一脸懊恼地说：“哼，叶公是喜欢假龙，害怕真龙！害得我白跑一趟！”

  点评：知与行要相互贯通，整合为一。但有的人是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知与行相分离。

 

五、如何做到知人善任？

  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到知人善任：

（ 一）德、才、位相匹配

古今中外在用人之道中无不强调“德”的重要性， 在管理职位、服务职位、政治职位、教育职位上，德比才更重要，特别是一个人职位越高，德的重要性越明显。为官者如果缺少德的引导，官位越高，危害越大。当然才能也是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环节，汉朝推行孝廉举荐官员，也出现了大量道德品质好，但是做事能力很差的官员。所以用人之道需要做到德才兼备。“德”，是从广义讲，包括人的道德品质、人格特征、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性格爱好等人文素质。才指的是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实践能力、创造能力、思维能力的综合。

现代商业社会急剧变化，出现了众多的职业，创造了无数的“职位”。德、才、位的正确结合，不仅是用人者要考虑的事情，求职者也需要认真考虑。一个人首先要先培养自己的德行与才能，然后根据自己的才与德，找到相应的位，使自己的德与才在适宜的位上发挥相应的作用，这样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愉快的工作。今天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因为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领域成就自己的事业的。如果德与才同所在的位不相适宜，不但产生不了效益，而且使自己的德与才受到限制，不断走向萎缩。人才放错了地方就可能变成“垃圾”。百事可乐前总裁唐纳德．M．简道尔主张：“企业要尊重人、培养人、锻炼人，各尽所能，人适其位，把适当的人选配到最适合的位置上去。”

 （二）用人之长，避人之短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所以在用人之道上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任何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不能因为人有短处而弃之。要扬长避短，将他安置于能发挥长处的位置上。一个人如果安错了位置，不仅不能发挥其才能，而且他也不能在其岗位上创造业绩，孔子对其弟子的才能和心性特点了解得非常清楚，把他们分为几类：长于德行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长于“言语”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长于“文学”的有子游、子夏，让他们在各不相同的领域里发挥作用。

  （三）用人出于公心

用人出于公心是在上位者的重要用人原则。自古以来德才兼备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孔子才感叹道：“才难”。如果在上位者能够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计较利益得失，在关键时候提拔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到重要岗位上，这将能够利国利民。叶利钦提拔普京就是出于公心，普京是叶利钦政治对手索布恰克的学生 ，在叶利钦要迫害普京老师索布恰克的关键时候，普京偷偷把老师送到意大利避难。正常情况下叶利钦会打压和报复普京，然而叶利钦因为普京的忠诚而特别赏识他，并且大力提拔普京，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俄罗斯真正的稳定和强大就是从普京开始的。在用人上真正出于公心，才会用利于民众的善良之人。出于公心，才能在用人上保持公正、公开、公平，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陈寿《三国志》说道“苟得其人，虽仇必举”。

  （四）切忌任人唯亲

  任人唯亲，容易导致真正有才能的人被拒之门外，当然也不排除亲人中有才干的人可以担当重任，但是如果普遍的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那么一个企业、一个集团、甚至一个国家，就会走向衰败。在上位者如果任人唯亲，下位者就会盛行溜须拍马，把心思都花在如何讨好上级领导上去了。所以李嘉诚说：“亲人未必亲信。如果你任人唯亲的话，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受到挫败。”用人应当突破亲人的圈子，在更广的范围中去选择。  

（五）切忌任用小人

  势利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花言巧语、讨好献媚、善于表现、八面玲珑，投其所好，讨人欢心，他们眼睛盯着利益，伺机而动，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不断制造麻烦，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是败在小人之手，多少英雄豪杰也死于小人之手。小人做事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无非是要获得利益。如果满足小人的需要，就会使自己陷入违法犯罪的泥坑，如果不满足小人的需要，小人就会埋怨报复。得罪小人，小人就会变成敌人。唐朝大将郭子仪为大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处世之道就是“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

  （六）用人不论贵贱

  在文凭、身份、关系大行其道的时代，文凭、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还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受重用的程度。然而在用人上，关键要看人的德和才，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出身都贫贱：“舜是从田地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泥水匠中被选拔，胶鬲从鱼盐贩中被举用，管仲从狱官手里获释后被录用为相，孙叔敖从隐居的海边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之间登上了相位。”出身贫寒的人，经受了更多的磨难，更能够吃苦，他的心性、德行得到了锤炼，他能够行人之不能行，忍人之不能忍，他的才干也会在磨炼中得到提高。

（七）无德者不能居高位

  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们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眼里只有钱，只有利益，只有权力，在上位者买官卖官，下位者也都投其所好。所以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影响就越广，若无德，产生的后果就越严重，散布的恶就越多。一个省长贪污腐败，下面就会烂一串，古今中外无德者居高位，导致亡国亡家者不胜枚举啊！

  

才不配位

  有一天，元顺帝在欣赏宋徽宗的书画，连声称赞。

奎章阁学士走了进来，评价说“徽宗是位多才多能的人，唯独一件事没有才能。”顺帝问什么事，他回答说：“唯独不能当皇帝。”他解释道：“徽宗受到侮辱，国家受破坏，就是因为他当不好皇帝造成的。”

  徽宗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位期间，奸臣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邦彦等把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四处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

  点评：宋徽宗有书画之才，而无治国之能，真正是才不配位，德不配位，才有亡国之祸。

六、智谋运用要遵守什么样的原则？

  心术端正：谋略有阴谋和阳谋之分。阴谋是出于邪恶的自私的动机，以剥夺他人的正当利益为结果。口蜜腹剑、口是心非、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投其所好、圆滑世故、见风使舵、贿上敛下等，都属于阴谋，因为是出于邪恶动机。阳谋则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以保护正当利益或夺取他人不当利益，识破对方阴谋并有效应对为结果。谋略是正还是邪，是阴谋还是阳谋，主要看其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是为私利还是为公利，是为了损人利己还是为了帮助别人？治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企业，一定要用阳谋，而不能用阴谋，要讲公平正义，讲诚信，讲仁爱，而不能使用诡道。阴谋诡计，歪门邪道，雕虫小技不能治国、治企，就算能够得逞也只能是一时，而不能长久。南怀瑾先生曾说过：“讲‘谋略学’必须要严格的负责，因为‘谋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没有善恶，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就是害人的。”所以应用智谋首要的条件就是心术要正，历史上用谋略太多的人，往往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因人因事：在坚守正道的前提下，面对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个性、品质、智能，设计并运用不同的谋略，这叫做因人设谋。面对不同的情况，面对不同的事物，设计并运用不同的谋略这个叫做因事设谋。智慧谋略永远不是一成不变，随着人，事物的变化，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智慧谋略也会随着改变。《鬼谷子•谋篇》中指出：那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正人君子；内心坚定有信念的勇士会轻视危难，不惧怕强大的敌人，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有智慧的人能明察秋毫，所以不可用假装诚信去欺骗他们。反过来，愚蠢无知的人，目光短浅，很多地方视而不见，容易被蒙蔽；懦弱的人胆小怕事，没有责任感，没有使命感，容易被恐吓，贪财的人见利忘义，贪念财，贪念名、贪念色，这样的人容易被财色引诱。所以在为了公利，为了国家的利益的游说中，要根据对方的性格特点，根据对方弱点来设计自己游说的方案，要根据对方的表现来修正自己谈判的方式，要根据对方的言辞来归纳修正自己谈判的要点，要根据对方的优势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目标，要根据对方的忧患来强化自己的优势。然而应用谋略的前提一定是为了正义，公正，而不是为了私利。

  动态变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中国人是善于运用智谋的，中国人在应用谋略时非常强调变化。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在中国人的生活，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都是非常强调变化。所以中国人应用智谋的能力实际上高人一筹的，《孙子兵法》在全世界的兵法谋略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全面周密：制定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案，不应当只考虑现实中的某些因素，而要考虑到每一个细节，考虑到现实中与此有关的所有因素。制定计划既要考虑到宏观因素，也要考虑到微观因素。智谋周密是一个人成大才，成就大事业所必须的首要条件。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统计：“世界上每100家破产倒闭的大企业中，85%的破产原因是由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不慎，计划不够周密，忽视了一些关键的细节而造成的。”在一次《财富》全球论坛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谈及中国企业家失败的原因时说：70%～80%是在投资时决策的失败。飞龙总裁姜伟反省出的20大失误，头三条赫然是“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

因势借力：解决问题时，切记一个人蛮干，一个人埋头往前冲，不懂得借力，不懂得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解决问题时，要将现实中的各种有利因素调动起来，组合起来，整合起来，借助各种力量，最后成功的解决问题。凡成大事者，都是“借力”的高手，所有成就大事的人，都是借力的高手，自己的智力、谋略不足，就需要借助智囊团，就需要军师；自己的武力不足，就需要借助名将；自己的财力不足，就需要借助他人的财力。选取最佳：成大事者既要有决断、果敢，也要有超出常人的判断力，然而有不可有刚愎自用的一面。面对同一问题，有许多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要能够通过比较选取当中最佳的一种方案。兼听则明，切记刚愎自用，要能够广泛的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

正奇相生：正就是按照常规，按照正常的逻辑，按照习惯思维来设计谋略，制定方案，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按常理出牌，正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方式。而奇就是不按常规出牌，按非正常的逻辑，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而设计的谋略，制定的方案。直为正，迂为奇；刚为正，柔为奇；实为正，虚为奇；真为正，假为奇；动为正，静为奇；进为正，退为奇。这其中包含着中国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在行军打仗，兵力部署中常常得到应用，正面受敌就是正，而机动突击就是奇；以实力围歼的阵地战就是正，诱骗偷袭就是奇。在运用谋略时，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正中有奇，奇中有正，才能有出奇制胜的效果。在战场上，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变幻莫测，这就是中国智慧谋略的高明之处。

田单用间

  战国时期燕国大将乐毅，是著名的军事家。

  公元前284年，燕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乐毅被任命为将军。燕军攻城略地，只用半年时间就攻占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齐国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两座较大的城池还没有被攻破。  

齐国驻即墨的守将叫田单，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将领。田单知道，要想战胜燕军，必须想办法去掉乐毅。  恰巧，这时候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继位。燕惠王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对乐毅不满。田单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决定对燕国施行反间计。他派许多人到燕国去，散布谣言说：“乐毅伐齐，连下七十余城，为什么只剩莒城和即墨久攻不下呢？那是因为燕王已死，乐毅

名义上是伐齐，其实是想做燕王。”

燕惠王本来就怀疑乐毅谋反，听到谣言便信以为真，于是就派将军骑劫去代替乐毅统军。田单看到自己的计策已经成功，就立刻趁机用火牛阵击溃燕军，一鼓作气收复失地。

  其实，在燕昭王在位的时候，就有人用过反间计，但是燕昭王十分信任乐毅，没有中计。

点评：田单之所以成功，就是他看准了燕惠王与乐毅之间的矛盾，知道燕惠王年轻气盛，极易被鼓动，成功使用了反间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因人设谋、因事设谋。

  

七、如何运用辩证之道？

  一分为二：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这句话人人都懂，但是真正能够应用这样的智慧的人并不多。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理性自居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中国文化时，他们竟然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全部归结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他们并没有真正做到理性地看待东西方的文化，他们看到西方文化好的一面时，却没有看到西方文化不足的一面。一分为二这种辩证的思维，不仅是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思维方式。张载在《正蒙》中就讲到：“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朱熹也提出“一分为二”的命题，他说 “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任何事物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那么，就既不能只看到事物好的一面，而不加分析地选择应用，也不能只看到事物坏的一面，而不加分析选择地完全抛弃。《二程遗书》记载程明道曾讲：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一分为二，所分的两个方面，并不是说时时处于平均的状态，而是其中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例如，任何人身上都有善与恶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均等的，一个人善的因素多于恶的因素，这个人也不一定就是完美的，他恶的一面可能被隐藏了，如果一个人恶的因素多于善的因素，这个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合二而一：西方的对立统一学说多强调斗争和对立，中国的“合二而一”则强调统一与和谐。对立双方是可以互相起作用，互相渗透的，也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和阳是二也是一，阴和阳不是分开的，是一体的。明末方以智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他说：“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东西均•三徵》）

  多面一体：同一个事物，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有不同的结果，处理事物时应当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的多个层面，这些层面可能极不相同，甚至有的相互对立，但都是共同存在于一个整体中，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通过一个面，来判断一个整体，所以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甚至彼此之间争论不息。中国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了解某一个层面时，是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伟大价值的。

  过犹不及：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个更贤明一些。孔子说子张常常超过周礼的要求，子夏则常常达不到周礼的要求。子贡又问，子张能超过是不是好一些，孔子回答说超过和达不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就是说对于某一些特定的事情，超过了某个度和没有达到都是不好的。《论语》中提到的“过犹不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泰而不骄”都是要表达相同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遵循中庸之道。

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老子》提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管子》提出：“天道之数，至则反，胜则衰。”在走向科技文化高度发展之后，出现了另一个反面：地球资源的消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使地球的污染日益严重，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物无孤立：张载在《正蒙》中指出：“物无孤立之理”，任何事物不可能独立地存在，而是同其他事物相联系。 “金、木、水、火、土” 五行，强调彼此之间是相生相克的。

  变而有常：即事物在变化之中存在着不变的规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二程语录》记载程颐言论说：“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而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在纷繁的物质世界，千变万化，很多人置身于这个物质世界，往往会被迷惑，我们的道德修养在灯红酒绿中，在各种应酬中，往往也会迷失，这就需要我们在变化中去把握永恒之道。

  积微而著：事物的变化，是细微的变化不断的积累，从而形成显著的变化。罗钦顺提出：“积微而著，由著复微。” (《困知记》)朱熹曾讲：“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周易本义》）老子讲：“合抱之木，生于毫未；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64章 ）《易传》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亡身。”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质变会引起量变。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把细微之处做到极致，就可以把这一件事情事情做到极高的水平。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修养德行也好，都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从细微之处入手，方才能够做到极致。

  相反相成：事物存在着对立面，而相互对立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统一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人用阴阳五行来很好地解释相辅相成的道理。老子指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朱熹讲：“如天之生物，不能独阴，必有阳，不能独阳，必有阴，皆是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 （《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扁鹊治病

秦越人医术高明，又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得到了人民的崇敬，于是人们就用传说中上古时代神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蔡桓公当政，听闻了扁鹊的事迹，便对他十分好奇。有一次，蔡桓公听说扁鹊正在齐国行医，于是叫人把扁鹊请到自己的宫殿中，想要一睹尊容。在两人谈话期间，扁鹊通过蔡桓公的声音，听出蔡桓公的身体有些异样，于是便关切地问：“主公近来身体可好？”蔡桓公听到之后，十分自信地回答道：“我的身体一向是很好的。”不料扁鹊却坚定地摇了摇头，说道：“不，主公您已经生病了。只不过刚刚开始，您还没有察觉罢了。”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但扁鹊却接着说道：“还好现在病毒只在您的皮肤表面，现在治疗的话是很快就会好的。”听完扁鹊的话，蔡桓公满不在乎地说道：“我现在好好的，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们做医生的，总是爱拿没有病的人来当病人治，以显示自己医术有多么高明。”扁鹊看到蔡桓公如此态度，只好无奈地走了。

扁鹊时时惦记着蔡桓公的病。十天之后，扁鹊又再一次地申请进宫，见到蔡桓公，扁鹊就说：“主公的病现在已经到了肌肤里，要赶快治疗才可以啊。”蔡桓公不加理睬。几天之后扁鹊又第三次进宫，一看到蔡桓公，就特别着急地说：“主公的病已经到肠胃里面了，再不赶快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啊！”但蔡桓公仍然不信，认为自己现在好好的，扁鹊一次一次地说自己有病，这不是在咒自己吗？扁鹊第四次进宫的时候，一见到蔡桓公，立刻就转身走了。蔡桓公很奇怪，这次为何不再说自己的病情了呢？于是连忙派人去追问原因。扁鹊对来人说道：“最开始的时候主公的病只是在皮肤表面，只要用药物热敷就好了；后来，主公的病到了肌肉和皮肤里面，用针刺治疗也还是会好的；再后来，主公的病到了肠胃里面，吃一些清火、治肠胃的汤药仍然会治好的；但是现在主公的病已经到了骨头里，就是连神医也没有办法把他治好。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助到主公的，不加趁早离开。”说罢，便转身离开了。

不久之后，蔡桓公便病倒了，症状就像扁鹊说的那样。这时蔡桓公才想起扁鹊的话，开始着急起来，连忙派人去找扁鹊。可为时已晚，扁鹊已经无影无踪。因为没有得到有效地治疗，蔡桓公病情很快恶化，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点评：祸害总是由小变大，在其萌芽状态，就应当消灭。

八、在哪些情况下应当有为？哪些情况下应当无为？

1、有所为有所不为：人们每天都面对着众多的事务，但人的精力与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人缺乏自主的选择，每天只是被动地应付各种事务，则人的智力、劳力、时间、精力就会被分散，而不能集中于一个方向，最终终将碌碌无为。因此，人要根据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找到自己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不能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生命浪费在没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指导原则，有智慧的人就应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抓大放小，抓主放次，做自己善于做的事，不做自己不善于做的事。

对于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企业来说，有利于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事务，主要的、重要的、紧迫的事务，就要“有所为”；不利于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事务，多余的、次要的、不重要的、不必要的事务就可以“有所不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是利益主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由他们去协调，政府对于不该管的事，就应当简政放权，采用“有所不为”的做法。如果政府事事都要管，其结果是很多事情都管不好。政府制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来自行发展就行了。政府应当知道什么事情要“有所作为”，什么事情应当“有所不为”。

  2、有为无为相制相成：在社会领域，如果出现过于强调“有为”的现象，则“有为”就会无限度膨胀。例如，面对大自然，现代文明过于强调有为，主张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就会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冲突。在有为思想的主导下，今天科学越是进步，经济越是发展，我们对自然界的破坏就会越严重。在此情况下，就需要运用“无为”的智慧来加以纠正，今天的人要学会敬畏自然、珍爱自然、顺应自然。在个人的生活中，如果过于强调“有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仅会身心疲惫，而且当到达一定高度时还不满足，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物极必反，慢慢走向失败。一个人对人生事业的追求也需要运用“无为”的智慧加以平衡，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人生需要积极进取，但是对物质世界的追求不能无限度的膨胀。如果一个人只讲“无为”而不讲“有为”，则过多的“无为”就演变为消极、懒惰，丧失进取精神。一个有大智慧的人，需要把握好“有为”与“无为”的度，使之处于恰当的位置上。学校领导、教师、家长运用“考分”这一指挥棒，违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让学生除教科书外生命一片空白，这样的“有为”越多，教育往往越失败。分数至上的教育使得孩子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严重丧失，孩子的体质严重下降、孩子人格普遍扭曲和道德普遍缺失。

  3、生活无为而事业有为：在生活中应该做到清静、寡欲、节制、俭朴，不要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吃喝玩乐，穿着打扮上。耗尽精力，挖空心思，就为了车子、房子、票子，这样的人生就很沉重。一个人在做学问上，在道德的修养上，应该积极有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做成一件有利益国家人民，那人生的价值就是巨大的。

4、“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一个地方官在治理一个省一个县时，总想有太多的作为和政绩，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很多地方大员，为了政绩大拆大建，整天大会小会，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搞了很多形象工程，一个领导一种干法，而对真正和民生密切相关的建设，却很少开展，这样的有为就不如无为。君道无为的意思就是，一个领袖，一个地方大员不能太折腾，制定政策需要谨慎，治大国若烹小鲜，一个决策失误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老子的政治智慧对我们很大的指导意义。上级要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不要越俎代庖，更不要用强制的手段限制下级提出不同意见。唐太宗说，隋文帝苛察而不明断，多疑而不信任臣下，事事亲自决断，大臣们懂得他的个性，虽错也不敢谏，天下这么大，岂能什么都由一个人独断？他说，我选大臣，委以重任，视其能否称职，把每个人的才能都发挥出来，就比较有把握把事情办好了。而臣子下属则需要积极有为，在领导的信任和支撑下，则要积极努力的把事情做好，做圆满。

萧规曹随

  汉高祖刘邦死后，汉惠帝即位，汉代开国元勋之一曹参出任宰相。惠帝渐渐发现，曹丞相好像是无所事事，并不用心于国政。惠帝很着急，于是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窋(zhú)去问一下，到底这是为什么。

  曹窋找了一个机会，按皇帝的意思去问曹参，并请他以后多多用心于国家事务。曹参听罢大怒，拿起板子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曹窋垂头丧气地回到宫中，向汉惠帝大诉委屈。惠帝听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曹参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第二天散朝之后，汉惠帝把曹参留下，责问他为什么不听劝告，反而责打曹窋。曹参听罢，跪在地上不断叩头谢罪，并大胆进言：“请陛下好好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进而说道：“陛下说得非常正确。那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应该遵照先帝与萧相国制定的法令规章，不应该乱加改动。”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点头称是：“好吧，您不用多讲了。”

点评：对于产生良好效果的政策，对于行之有效的举措，就应当以“无为”的方式继承下来；而对于效果不佳的举措和有缺陷的制度，就应当采用“有为”的方式，加以改变。

（本文选自陈杰思、刘少华著《中国人应知的中华十德》，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