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出现过的多种文明形态中，以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 文明最为典型。中华农耕文明存在于中国古代，西方工商文明发端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复 兴于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于工业革命以后，如今已进入极盛时期，已成为当代人类普遍趋从 的文明形态。西方工商文明存在着的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潜伏着的各种危机，不得不使我 们去追寻离我们远去的中华农耕文明，以期从中取得补救之方。从这两大文明形态的各个方 面的对比中，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两大文明形态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据此来构想人类未来理 想的文明模式。

中华农耕文明产生和存在于农耕社会，血缘宗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有大型水利工程作为维 系的纽带。而西方工商文明产生和存在于手工业、工业和商业社会中，血缘宗族关系已经瓦 解，个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作为维系的纽带。历史背景的差别决定了 中华农耕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试对比如下： 

一〓中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存模式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工商文明的基本生存模式是 天人对立

农耕生活要求天时、地利，顺应自然规律，在此前提之下发挥人的有限作用，达致人与 自然和谐的状态。儒家提倡仁民爱物，道家提倡自然无为，佛家提倡不杀生。赞天地之化育 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人投入到大自然的自然循环系统之中，参与自然循环过程，人所消费 的一切，取之于自然，复归于自然。人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一切垃圾，都被大自然有效地 分解、吸收、转化，因而人的活动并不会在自然循环系统中造成死结。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 状态中，没有造成对外部有限资源的依赖性。在精神方面，人的心灵生命与自然万物的生命 精神互相交融、互相滋养。大自然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资源，这在中国的诗词散文中得 到充分体现。

在西方工商文明中，物质产品是外在于己，可以被人认识、由人制造、供人买卖、供人使用 的物品。人对物质产品所形成的这种态度扩大而成为人对大自然的态度，从而将人类的使命 确立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大自然仅仅作为人类的价值客体而存在 ，人与自然形成了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人与自然处于冲突对立的状态。人类按自己的要求 去改变自然循环系统，营造人工生存环境。经过人们的努力，每个人生存的小空间的价值越 来越高，物质量越来越多，相应地，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却越来越糟。这是因为，个人生存小 空间的价值和物质量，是从人类生存大环境中掠夺来的；同时个人生存小空间所产生的废物 或营造个人生存小空间所产生的废物排向人类生存环境。个人生存小空间和人类生存大环境 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人类生存大环境的质量最终决定着个人生存小空间的质量。当人 类生存大环境被破坏得不适宜于人生存之时，个人生存小空间终将在人类生存大环境的巨流 中沉没。

在西方工商文明中，人类已成为宇宙生命的异化者，人类对地球 资源大规模的迁动与转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人类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已远远超过大自 然的消化能力。于是，人类的活动已在自然循环系统中造成了死结，对人类有用的元素 从广大乡村大量向城市汇聚，经城市居民消费后转变为城市垃圾，基本上不能回到 土地上去。人类的生活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农耕、畜牧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 人类已完全放弃了在自然界的自然状态中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人对外部有限资源形成了很 强的依赖性。当资源枯竭之时，西方工商文明的大厦就会倾覆。

在天人对立的生存模式中，人与自然在精神上也是处于相互疏离的状态，人的精神得不到自 然万物的生命精神的滋养，这是现代人类人格扭曲、精神变态、精神空虚的重要原因。 

二〓中华农耕文明培养了自然伦理，而西方工商文明则产生生态观念

中华文化所培养的人的良知，既对社会中的他人而发用，也对自然中的万物发用，发用对象 不同，其本质则是同一的，这就是儒家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 祀活动培养了敬畏天地的意识。佛教则培养人的慈悲之心，对所有生命都以慈悲为怀，在此 品 性之上形成众生平等的观念和不杀生的戒律。道家将自然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天地，培养 了人对于自然万物的道德情感，并相应地采取了顺应自然的行为方式。由此而知，中华文化 对于自然所采取的道德行为，不是基于理性认识，而是基于人的道德品性之养成，这种相对 于自然万物而存在的道德品性，即为自然伦理。

西方文化由于长期保持着对自然的疏离和利用状态，因而不可能形成自然伦理，当西方工商 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恶果。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理性地认识生态 恶果及产生原因，并寻找消除生态恶果的方法，从而形成了生态观念。

从人自身利益出发而形成的生态观念存在着根本上的逻辑矛盾，即破坏自然和保护自然均是 于人的私利的需要，有相同的动机来源。这样，就在同样的私利动机作用之下，人们对自己 所在地区、所在国家的生态环境加以保护，同时又对其它地区、其它国家的生态环境加以破 坏，对自己的生存小空间加以保护，对于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加以破坏。把自己所造成的生态 恶果转嫁给他人。于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在局部有所改善，而在总体上必然是日益恶化。 

三〓中华农耕文明形成宗族伦理，而西方工商文明则形成宗教伦理

古代中国以血缘宗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人一出生，便落到一张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 网中。同他具有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在抚育他成长的同时，就把相应的伦理观念和社会 规范灌输给他。所以在古代社会，中国人的伦理观基本上是在血缘宗族中形成的宗族伦理。 宗族伦理的核心范畴是“忠”、“孝”、“慈”、“仁”。宗族伦理的质量高低，取决于血 缘宗族的道德风貌，而血缘宗族的道德风貌又同国家的治乱兴衰、社会风气、政治气侯密切 相关，因此，宗族伦理很容易遭到现实中邪恶力量的扭曲。宗族伦理是一种在本宗族范围内 的伦理，是私德而非公德。对于本宗族、本集团以外的“陌生人”采取不道德的方式，也 不会受到本宗族、本集团的人指责。在宗族伦理中，由“面子”所产生的羞耻感，是规范人 们行为的重要力量。

在西方工商文明形态中，血缘宗族关系早已瓦解，个人分裂出来，个人与个人处于对立或相 互利用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中很难形成人的道德品性。而感情需要、道德生活和终极关怀又 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人们的共同的道德需要、感情需要和终极关怀最终汇聚到上帝那里 ，以对上帝的真诚信仰作为道德的来源，于是，形成了宗教伦理。宗教伦理能使个人摆脱孤 立的状态，在神的指令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但宗教伦理有否定现实人生的消极 倾向。

四〓中华农耕文明的小集体主义与西方工商文明的个人主义

古代中国社会是由血缘宗族和宗派集团构成的，在小集团内部，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但小集团与小集团之间，则处于冲突对立的状态。由此而导致中国社会存在着分裂的倾向 ，也存在着统一的趋势。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最终决出胜负，胜者即统一天下，成为最 高统治集团。最高统治集团以暴力为手段维护着集团之间的秩序，对居于下位的集团进行剥 夺。居于下位的集团常常借最高统治集团腐败无能之时，发动反叛，制造分裂。最后，能力 最强的集团即上升为最高统治集团，这就是中国王朝更替的实质。小集团是个人的立身之所 ，个人淹没在小集团中，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识。小集团是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 、亲缘关系、利益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关系网编织而成的。一般情况下 ，集团内部成员是按上述关系来确定自己在集团中的地位，而不是按个人的能力来确定在集 团中的地位，因此，人们必须花大量的精力来经营自己的关系网。只有当集团与集团之间处 于激烈的对抗状态，集团的首脑才会有限地按个人的能力来确定在集团中的地位，偶尔出现 “求才若渴”的现象。这种关系性的集团，在步入和平竞争的工商业时代，由于缺乏竞争力 而衰退。或者，在工商业时代，居于上位的关系性集团通过对某些特权的牢牢把握，在竞 争中处于优势，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总之，关系性的集团不适应和平竞争的环境，只能在 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生存。日本的集团在封建时代就长期处于竞争的状态中，日本的集团为 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不更多地按个人的能力来确定其在集团中的地位，所以，日本的 集团很早就具有功能化倾向，对外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功能化的集团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即转 化为既有凝聚力又有竞争力的经济集团。

五〓中华农耕文明的和平主义与西方工商文明的殖民主义

中华农耕文明是自给自足的文明 ，没有向外的需求；农耕文明也是与土地密切相联的文明，没有迁徙流动的必要。因此，中 华农耕文明培养了和平主义精神。中华文化，崇尚和谐，注重人与人的和谐，倡导国与国的 和谐。尽管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国的周边国家相对弱小，但中国历代政府实行怀柔 、和亲的和平外交政策，极少运用武力去侵夺。和平主义思想也反映在厚生利用的技术观里 。例如，火药发明出来之后，不是广泛用作杀人武器，而是用于制造烟花炮竹。

西方工商文明对外具有强烈的欲求，向外需要市场，需要资源，人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因 此，西方工商文明本身存在着殖民主义的内在要求。西方文化崇尚冲突和竞争，也成为殖民 主义者的精神资源。殖民主义有军事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技术殖民主 义四类。国际准则的制定的主导权操持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出公 平的或不公平的国际准则。由于参与竞争的各国起跑线不同，即使按同一的公平的国际准则 来展开竞争，均会造成实际中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利用军事文化、技术、经济上的优势，将 落后国家置于被掠夺的地位。

六〓中华农耕文明重体证，西方工商文明重认知

中华农耕文明是在自然的状态中生存，没有改造世界之使命，也就没有认识世界之必要。在 农耕生活和血缘宗族的亲情生活中，人们无须面对客体作准确的分析、认识、推理，也无须 时时开动脑筋进行思考，更无须斤斤计较利害得失，因此，中国人不注重培养自己的思维能 力和认知习惯。人们依照习俗、经验、传统，凭感情，凭良知，凭感觉行事做人，所以中国 人的体证能力相对发达。体证是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体证而建立伦理价值、审美价值、 宗教价值。在工业、商业活动中，要改造物质世界，就必须认识物质世界。人们必须面对物 质客体作准确的认识和分析，随时开动脑筋思考利弊得失，培养了人的认识习惯，认识能力 就相对发达。相应地，体证能力相应地萎缩。

七〓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的物质文明

农耕社会提供给人们的物质产品是极其有限的，每一个人都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生 活 要求与自己所占有的物质生活资源相适应。所以，节欲主义，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消费观的主 旋律。农耕社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就可以进行生产，因此缺乏生产 力发展的推动力。农耕文明主要是利用物质的自然形态而生存，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极低，因此，不能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能力，因而，农耕文明必定是文弱的 文明，缺乏物质实力的文明。

在工商文明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开发利用物质资源的广度极大地拓展开来。人们的 欲望也有了较大的伸展空间。经济利益的获得，经济利益的增长，就是靠资本、知识、劳动 者、资源四个要素的有效组合。因此，西方工商文明有着推动知识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强 大动力。

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高，就可以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 能力，因而，西方工商文明是强盛的文明，是有物质实力的文明。

八〓中华农耕文明的专制主义与人治，西方工商文明的民主与法治

在以血缘宗族集团或宗派集团为社会基本细胞的社会里，集团之间处于相互冲突、互为消长 的状态，最高统治集团是通过战争而到达权力的顶峰，最高统治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关系 ，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因此上层统治集团总是以暴力为手段维持着对下层集团的支配， 通过封建等级结构的建立，通过上层集团对下层集团的层层剥夺，最终将权力集中于最高统 治集团。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成为法的根据，最高统治集团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竭力剥夺其他集团的利益。最高统治集团的恶欲没有受到任何外在 力量的有效制约，处于不断膨胀之中，必然走向腐败。

以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意志和行为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谓之人治。上层集团和上层 人物总是利用其优越的地位剥夺下层集团和下层人物的利益，下层集团和下层人物没有明确 的权利，只有对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义务。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素质就直接决定着管理 社会的质量，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法律通常只作为第二位的手 段加以运用。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高于法律，或为法律的来源，而且在法律的运用过程中， 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也可加以扭曲，利用法律，破坏法律。在人治社会中，凡是有强硬的关 系背景的人物很难受到法律的追究。

在工商业社会中，人们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独立地开展经济活动，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 摆脱了由经济依附关系而确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人才有独立的意识，人才有自主的意识，才 会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斗争。民主对于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西 方式的民主存在着两大弊端。民主确定了人人平等的理念，但由于现实中人们拥有的财产的 不均等，财产占有的不均等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人人都有生存权 ，但富人总是比穷人生活得好，人人都有受教育权，但富人总是比穷人有更好的教育条件； 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富人总是比穷人更有效地使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们的欲 望，在民主的掩护之下得以肆行，许多丑恶的现象在民主的庇护之下得以存在，民主已演化 为欲望的专制主义。

在工商业社会中，个人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而相互发生联系，由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力量差 别从社会总体上来看不大，因而个人与个人之间不会造成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协商关 系和契约关系。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契约的形式，通过法律的方式而得以确认。法治就在 这种环境中诞生。法治是以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法律具有超越于任何个人和集团 之上的权威，任何集团都要共同遵守法律。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由法律来确认。个人与个 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形成平等互治的关系，可以依据法律来治理对方。法治追求民主、 平等、社会公正等目标。

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是两个互不统一、各自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鸦片战 争 之前，两个文明形态各自都引起了对方的关注，西方工商文明开始向中华农耕文明渗透，但 由于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是异质的文明，这种渗透遭到了中华农耕文明强有力的抵 制。当时，西方工商文明由于其对外的需求而具有殖民扩张性，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中华 农耕文明难于幸免。两大文明形态的冲突势在必行。

两大文明形态的相遇不是以平等协商、互相交流的方式，而是以战争冲突、武力竞争的方式 而展开。在武力竞争中，两大文明体系并不是凭借自己的优势同对方展开较量，而仅仅是在 物质力量方面的较量，在此方面，恰好正是西方工商文明的优势之所在，也是中华农耕文明 劣势之所存。西方工商文明发展了强盛的物质文明，运用物质工具延伸了人的物质能力，拥 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是战争取胜的物质前提；同时，西方工商文明民主与法 治的建立，有效地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靠相同利益关系维持着的侵略集团， 西方社会管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能够使侵略集团成为有战争能力的集团。相比之下，中华农 耕文明发展了君子型的文弱的精神文明，没有用近代工业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能力， 也 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专制主义和人治社会中形成的军事集团，既没有凝结力，也 没有战斗力，各军事集团之间不能形成一致对外的整体力量，而且处于不断的内战之中。专 制主义和人治必然导致的腐败，必然使整个国家丧失战斗力。

结果，是以西方工商文明之长处攻击中华农耕文明之短处，中华农耕文明的长处在武力竞争 发挥不了作用，于是，注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失败的命运。西方工商文明在战争冲突中的胜 利，助长了西方人的嚣张、傲慢和西方中心主义，而中华农耕文明的失败，则造成部分中国 人的自卑、自弃、自暴。这就为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定了基调：发掘西方文化的长处而忽略其 短 处，发掘中华文化论的短处而忽略长处。由此导致了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

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其实践的结果必然是：以信念、自尊、理想作为维护力 量的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在丧失了维护力量之后，大量消亡。而以本能、功利、蒙昧、丑恶 为维护力量的中华文化糟粕，却因维护力量长期存在而顽固地存在着。如果是立足于中 华文化糟粕之上，去面对西方文化，只能是去吸取西方文化的垃圾，如此的中西文化交流， 只能是在低层次上的交流，而决不可能是在高层次上的交流。中国文化建设所面对的难题 是：中华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垃圾所形成的文化浊流，遮蔽了人们对于中华农耕文明的长 处和西方工商文明的长处的正确认识。

人类未来的文明模式决不可能按人的主观愿望而建立，任何文明模式的真实存在都必定具备 现实的基础。中华农耕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的长期存在，已昭示人们，这两大文明体系有其 现实存在的基础。在这些现实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去设定人类未来的文明模式：吸取 中华农耕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长处，去除中华农耕文明短处和西方工商文明短处，形成人类 生存文明。

人类生存文明的基本理念是：

1.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共同繁荣。

2.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

3.社会伦理、生态伦理、宗教伦理有机结合。

4.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共 存的关系。

5.以认知建立知识价值和功利价值，以体证建立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宗教价值。

6.法治、文治、德治、礼治共同形成社会治理系统。

7.摆脱了金钱和恶欲控制的新型民主，摆脱了大国操纵的全球民主。

8.以公有制作为有序地、公正地、合理地、可持续地分配和使用物质资源的可靠保障。

（本文选自陈杰思著《中华义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