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历史命运与现代价值

 

                             

                                   陈杰思

 

提要：国学的价值，在内外各种势力的攻击之下，被严重地贬低了。国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振奋民族精神，传承中华美德，提升人文素质，建设精神文明，维护祖国统一，推动世界和平。

 

关键词：国学  价值

 

            

国学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中华民族遭受各种挫折和磨难的过程中，被严重地贬低了。在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乃至知识精英心目中，国学已变得相当陌生，似乎是可有可无。国学从教育与科研领域中退出，放逐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引起人们对国学价值的思考。倡导国学的声音开始出现，研究国学的文章一时间多了一些，媒体采用一种惯用的能够引人注目的表达方式，称此现象为“国学热” 。在我看来，相对国学的真实价值而言，国学远远不够“热”，仍然处于极度之“冷”中。

 

一、国学在近现代的历史命运

长期以来，国学遭受了各种势力的共同绞杀，走向花果飘零的困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如下几种势力贬低国学价值、绞杀国学生命。

1、文化殖民主义

在近现代的殖民扩张过程中，西方人都有一种“文明”对“野蛮”的傲慢的心态，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文化，有责任向外传播，对异族进行教化，而且是用一种强迫的方式进行。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就把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异己文化作为障碍加以消除。许多中国学者不像印度或伊斯兰学者那样，在学习西方文化之时，非常注重保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即使是爱国者，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影响，将中华文化视为传播西方文化的障碍。20世纪初，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去中国化”的西式教育。不幸的是，这种教育模式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警惕，反而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同，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主导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模式中，国学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完全被边缘化了。

2、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把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的物种起源和进化理论模式化地移用于人类社会，提出所谓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社会理论。按照这个原则，为了避免被淘汰，求富、求强成了每一个民族追求的目标，西方文化走科技发展之路，具有求富、求强的优势，而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人文文化，具有求善、致和的特色。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极为相似法家思想，强调的是丛林法则，以暴力和战功作为晋升的主要条件，但这种观念没有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思想。与法家相反的儒家，则主张以知识和德性作为晋升的主要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树立的原则，同中华文明倡导的基本价值观是相背的。当人们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自然也就否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也就否定了国学的价值。

3、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以西方文化为唯一有价值的文化，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符合标准者取之，认为有价值；不符合标准者弃之，认为没有价值。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来研究国学，国学就被置于被肢解、被批判的位置上。国学中的独特思想，被置于无用之地，或者以西方文化概念来理解，进行破坏性解读。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激烈反传统的人，如鲁迅、吴虞、陈独秀、钱玄同等，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理想化的向往之中。因此，他们在进行文化比较时，是用西方典籍文化同中国的现实文化相比较，把中国现实中黑暗的一面同西方典籍中亮丽的一面进行比较，自然就会得出极端的结论。只有真正到过西方的人，如留学英国的严复，留学德国的张君劢，留学英国的辜鸿铭，从美国哈佛回国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由于走入西方世界，清楚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多面性，在现实中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良一面，从而体悟到中华文化的价值，进而对中华文化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5、世俗功利主义

世俗功利主义者以能否直接产生物质利益作为衡量标准。国学从研究领域和教育领域放逐出来以后，得不到经济力量或政治力量的支持，已无立足之地。对于国学研究者或学习者而言，国学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利益或其它功利，因此，学习者和研究者纷纷脱离国学阵营。不能认为国学只能由少数专家去研究，由少数精英去搞。国学的复兴，需要全民的广泛参与，当然，不是指全民参与进来搞研究，而是全民参与进来学习。现在，国人对国学不了解，态度已极度冷漠，许多大学生认为，学国学对他们来说不实用，“太奢侈了”。

领导者如果有胆识，在大学及研究机构中建立国学学科群，设置相应的学位，提供相应的研究经费，至少会在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汇聚一部分研究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果将国学课程作为必修或选修的课程，作为各种文凭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会导致学习者至少会出于功利的目的来展开学习。当然，研究者或学习者在系统学习和研究国学之后，将会给自己或国家带来物质的、精神的利益，目前的或长远的利益。

6、全盘西化论

西方文化确立了两个标准：一是科学，一是自由。　奥古斯丁·孔德提出线性进化的独断论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蒙昧的巫术到形而上，从形而上到科学的阶段性演化，科学是最高的阶段；凡是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文化，都是低级的应当淘汰的文化。西方科学成了的最高价值标准，西方文化成了高级的文化，中华文化在“赛先生”评判之下被严重贬低。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最主要的尺度就是自由的成熟程度。由于中国封建时代长期的专制主义，自由程度不高，因而，中华文化打上专制主义的烙印而受到贬低。如果换另一个标准，如德性、和谐，中华文化可能又会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西方社会建立了现代化的模式，西方国家向全球推销这种模式，造成人们这种错觉，即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如果你不接受西化，就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华文化就因此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但是，在中国是弱国的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强者的手里。西方的强者话语，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

全盘西化论者不需进行深刻的思考，不需面对国情，只需将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拿到中国来卖弄就可以了。在虚假的学术繁荣背后，是思想的贫血。将西方的某一观念搬到中国来，然后用中国文化作为素材进行演绎，即可批量生产大量的科研成果。如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观点移植到中国来，就能产生数以万计的科研成果。“以国学注西学”的模式成了许多人研究中华文化的主要模式。

新文化动动中的“全盘西化”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但毕竟限于知识分子圈子中。到了开放的时代，西化思潮席卷而来，渗透到中国的乡村僻野，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许多人在不能认识和坚守国学的前提下，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

文化殖民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均是将国学与西学对立起来，不明白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梁启超说：“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它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1]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积极传播西学的人，例如梁启超、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

 

7、民族虚无主义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中国知识分子从天朝独尊的心态，转变为自暴自弃心态，并以这种心态来对待国学。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西学，许多人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绝大多数人远离国学，少数人走近国学，但却用一种破坏的方式面对国学。胡适曾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但胡适就连这一中性的观点也守不住，后悔起来，声称国学是条“死路”，研究国学的目的是“捉妖”和“打鬼”，这是将国学妖魔化！否定国学的价值，或者以贬低、歪曲、蔑视的态度对待国学，正是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

文化的相互比较是应该的，但如果仅仅用西方文化的长处来比较中华文化的短处，就容易在比较中走向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如果仅仅用中华文化的长处去比较西方文化的短处，就容易走向保守复古的极端。当然，这两种倾向相比较，实际中存在的第一种倾向是最为普遍的，第二种倾向则是极少见的，因此，我们要全力反对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对所谓的保守复古的倾向，则稍加防备即可。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之后，又落入到新的蒙昧之中，新的蒙昧就是：许多知识分子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万能、自由无度、现代化等于西化、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重重迷障之中。因此，必须通过振兴国学，进行再度启蒙。在现代中国，要同时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用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进行启蒙；二是用国学中的德性、和谐、民族性、十大义理进行启蒙。使中西文化在高层次上实现对话与交流。

8、“左”倾势力

“左”倾势力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把的“两个决裂”（与旧制度和旧传统决裂）的观念错误地运用到文化领域中来，主张同旧文化决裂，传统文化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而受到全面攻击。文化大革命发动“破四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实质就是大革中华传统文化之命，实质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摧毁传统文化精华。“左”倾思潮并不简单是一种思想，而是在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变成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群众运动、社会运动。可以说，“左”倾势力是近现代中国对国学破坏最大的力量。

9、国学的内伤

中华文化的内伤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代统治集团利用传统文化，将中华文化中适应专制集权的成分，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成分加以扩充，使中华文化脱离健康发展的正轨；并且，统治集团垄断了中华文化的话语权，用大兴“文字狱”等手段剥夺了儒者的话语权，统治集团的自私、愚昧、腐败就从内部侵蚀、腐化中华文化。二是来自于知识分子，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中华文化成了许多知识分子跻身官场的敲门砖，而知识分子一旦进入官场，就被官场的腐烂气息所浸染，不能正确运用儒学的修身之道及治国之方；另外，在文化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许多人成了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学隐”，即搞纯学术的研究，钻到故纸堆里进行繁琐的考据，而没有用儒学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中华文化引向一条狭隘的歧路。国学可以在人们面前呈现各种形态，到底是以一种空疏无用的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还是以真实有用的形态展现人们面前，这是研究者、整理者所负的使命，可惜，近现代以来的国学研究和宣传总是给人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直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系统整理出精华部分，还没有通过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还没有面向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教育读本：比如，面向幼儿读本，面向中小学生读本，面前大学生读本，面向不同职业者读本，比如，面向科技工作者的关于中华科技的读本，面向艺术工作者的国学读本，面向文学工作者的国学读本，等等。

国学在以上九种势力的共同绞杀之下，奄奄一息，走向了全面的衰落。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之外，无人理会，备受冷落。

 

二、国学的现代价值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到来，国学柳暗花明，必定在国人面前大放异彩。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这就是上述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第二类是主张为了反对西方化就必须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态度；第三类，韩日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国家，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复兴本土文化。中国同样是儒教传统的国家，应当走第三条道路。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必须重估国学的价值。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重新获得了民族自尊心，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鄙薄，是出于民族自卑感，当自卑感一消失，人们便会以自尊自信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面对“中国威胁论”等将中国妖魔化的论调，需要中国人在世人面前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因此，就必须重点宣传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面。第二，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文明冲突论”正表明了各民族文化竞争甚至冲突的态势已经形成，中华文化作为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文化体系，中华民族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必须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必须占领自己文化阵地，必须向外积极传播，必须增强自己文化的竞争力。第三，儒学的现代价值，已在东亚的日本及四小龙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及社会安定所证实。当人们面对现实时，不得不去反思长期以来认为儒学无用有害的错误论调。第四，国学被抛弃后，出现了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思想空虚、信仰缺失等严重现象，至今找不到疗方，只有振兴国学，才能从精神上和文化上振兴中华，找回中华民族之魂，提高人文素质，充实精神生活。第五，西方文明所暴露出来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已迫使西方国家向东方寻求治疗之方，也使得反思西方文化危机的中国人回过头来在中华文明中寻找解救之道。

出于以上五个原因，国学的价值就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不断上升。国学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振奋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要标志的民族，即是以国学为主要标志的民族。 “中国”一词表明，中华文化生长之地是位居黄河中下游，位亚洲大陆东部之中，相对四方文明落后的区域而言，是文明中心之国，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幅射，从而形成人口众多的民族。“华”则是个文化概念，表明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特色。对于“华夏”一词，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卷五十六．传十年》注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尔雅》说：“夏,大也。”“华”字的本义是“华丽”、“荣华”，转义为文化繁盛。据小篆字形,“夏”字从页,即人头；从臼,即两手；从攵，即两足，合起来象人形，“夏”即是指文明人。“华夏”一词就是指文化繁荣的文明人群。“中华”一词指的就是起源于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文化繁荣的民族。据此说明，中华民族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并向四周扩大而形成的民族，是以文化的繁荣为标志的民族。因此，国学就成为中华民族存在的根本性特征。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先生就在《国学讲习会序》中写到“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特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特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只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可不习其文辞。”国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背景和民族特性，弘扬国学，有助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资源，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也有助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文化的存在，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同特定人群的生活经验密切相联的存在，也就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着。保护文化的民族特性，就象保护动植物资源一样，维护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性，避免了单一性和文化的枯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西方文化获得了独霸的地位,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中华民族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也必须保护自己文化的利益。中华民族为了达到团结一致，为了形成共同意识，加强凝聚力，就必须弘扬自己优秀的文化。国学包含了极其丰富的人类共有的精神价值，弘扬国学，也就是对人类共有的优秀精神价值的维护。同时，只有在振兴国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同西方优秀文化在高层次上的对话与交流。

只有振兴国学，才能找回中华民族之魂，振奋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作为人口众多的人类群体，就是靠国学来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国学的存亡是中华民族存亡的标志，也是中国存亡的标志。 “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3]1905年，邓实、黄节等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打起“保种，爱国，存学，救世”的旗号。

2、传承中华美德

“道德”，是指“道”得之于己。“道”则是靠国学而传承的，如果国学不兴，此“道”不存，则道德沦丧了。因此，现阶段中国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见成效，就是没有通过国学传“道”，“道”已不存，“德”从何来？

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摧毁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将旧道德与新道德完全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中华民族道德观的形成都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能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因应时代变化，道德观念及具体行为方式作一定的调整。摧毁旧道德，也就是摧毁了传统道德，制造了道德荒漠，在这片荒漠之上，新道德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破坏旧道德最为激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最堕落、人心最黑暗、人性最邪恶的时期。时至今日，旧道德被完全破坏了，所谓的“新道德”并不见踪影。

孙中山先生早已有真知灼见，他在《民族主义》一文中提出：“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中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在经历了道德建设重大挫折之后，我们才明白，现在唯一的出路只能按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去做。传统道德如果在现实中已经消失，我们就只能去国学中寻找。国学中储存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丰富资源。
    道德建设还有一个错误的思路，就是企图在抛弃传统道德文化的前提下，在社会生活中自然通过生活实践而形成道德。如果生活实践缺乏优秀的道德文化的指引，实践出来的结果，是培养出一个充满世俗观念和功利心的小人，而决不能培养出有崇高道德精神的君子。例如，经济伦理并不是经济人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先由一定的优良的人文文化培养了人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观，这样的人进入到经济领域之后自然就会形成经济伦理，西方人通过新教培养了经济伦理，而国学则可用以培养中国人的经济伦理。物欲的膨胀、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观念，正是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只有去国学中寻找到医治的良方。

3、提升人文素质

现代中国正在真实推行的应试教育以及走向教育产业化的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能力的培养；注重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品德的培养；注重技术的教育而不注重思想的传承；注重做事的教育，而不注重做人的教育。如果要从教学内容上来改变上述状态，只能通过建立国学教育。能力是做事的能力，而品德则是内在于人的良好心性。知识是关于客观对象的认识，而思想则是人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的上升到哲理高度的深刻领悟与思考。做人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做人之技，即做人的技术，在世俗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是做人的技术，市场上行销的大量书籍也在传授做人的技术。这类技术是功利性的，即掌握这些技术更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同。这是学做小人。另一种是做人之道，即做一个人所必须遵循的道义。掌握并运用做人之道，是学做君子。真正的做人之道，存在于国学义理之中。

国学可以培养有思想的人。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历代圣贤思想的结晶。学习并记诵传统文化经典，让大量经典语句积存于自己的意识中，通过自己的体悟与思考，就转变成自己的思想，自己也就成为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在面对任何问题时，就能够独立地进行思考并求得正确的解决办法。在有知识积累和思想积淀的前提下，才能厚积薄发，才能进行创造活动。

国学可用以提高精神生活质量。我们不能靠吃菜谱来填饱肚子，同样，我们不能靠抽象的、空洞的理论来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而要用具体的、形象的、载负着精神营养的各种素材，这些素材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普遍存在。“利以养体，义以养心”，国学正是滋养人的心灵的精神营养。

    人格的成长，也就是国学义理在个人的精神世界内在化的过程。正如体格的健康成长需要将环境中的营养元素吸收到人体中来一样，人格的健康成长就必须将人文环境中的精神营养吸收到人格中来。个人亲身经历的人生经验和精神要素，毕竟限定在一个狭小的时空中，只有通过学习义理学，才能超越时空限制，去吸取中华民族丰富的智能和经验，个人的素质才得以提高。人格教育的缺欠，是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人格的成长，仅仅靠教育学、心理学提供的方法是不够的，也不能期望通过课堂获得一些道德知识就可以完成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能够充实人的心灵的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如果人的身体吸收了有毒的物质元素，身体就会发生病变；同样，如果人的心灵吸收了封建糟粕文化和西方垃圾文化中的有毒的精神元素，心灵也会变态。国学义理中存在着的优秀文化精神，正是人格成长的精神营养。

 

4、建设精神文明

国学是中国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方面之所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国学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体系这一基础。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有一定文明发展程度的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是将本民族传统的精神价值体系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先进文化，就必须重建中华传统精神价值体系这一基础，就必须重振国学。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就象地下大溶洞的形成一样，要经过千万年的历史过程。可以断言，离开国学铸造的中华传统精神价值体系这一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犯了宋楚瑜先生所说的“根本”不对的错误，永无成功之日。

中华民族的振兴，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制度文明的共同进步。社会发展，并不是仅仅靠人的欲望来推动，而必须依靠一定的精神价值体系为之确立发展的正确方向。社会的稳定，也不能仅仅依靠利益关系来维持，还必须依靠道德力量来维持。国学的振兴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中华文化创新的源泉。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完全可以全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因为，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自然科学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将这种模式移植到人文文化的创造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终生只学西方的人文文化，而从来不面认真研究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他就会从自己站立的大地上飘浮起来，失去自己的根，丧失创造的源泉，失去自己思想成长的土壤，他最多只能充当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介绍者、翻译者，而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因此，弘扬国学，就是在培养我们的文化创造力。可以看一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凡是具有一定思想创见的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国学教育的人，甚至那些反传统的人士也如此。

国学振兴，是中国文化产业兴盛的基本条件。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正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我们应看到，制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许多中国人普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抱着非常冷漠的态度。原因是，长期以来对中华文化的批判，长期以来放弃、淡化国学教育，人们也就无从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就不会对传统文化发生兴趣。以至于许多中国民族文化产品，首先得到外国人的关注之后，才引起国人的关注。只有在全国中实施以义理学为核心的国学教育，才能培养中国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才能充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并创造大量的民族文化产品，也才能培养中国文化产业的消费群体。

 

 

5、维护祖国统一

    

维护祖国统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是“民心”，重要的是“同心同德”而统一的“民心”和“同心同德”并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由国学铸造的。在对历代圣贤英烈的敬奉中，建立血脉相连的情感；在对共同的精神理念的信仰中，勾通彼此的心灵；在对共同的民族特性的认同中，建立无形的精神组带；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历史和境遇的认识中，培养同舟共济的意识。全世界华人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共同的精神价值体系，使每一个中国人从心灵上保持着民族认同感。只有用义理学，才能造成同心同德的局面。弘扬义理学，有助于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形成。

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精神纽带，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和谐，就必须通过振兴国学而铸造国家认同，铸造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历史上的很多著名帝国，如查理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大英帝国以及当代苏联的解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其国家认同的瓦解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为了消除国家认同的危机，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希望，全体美国人不分种族和族裔共同复兴美国的核心文化，“重新认同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认同盎格鲁清教徒价值观，说英语，维持欧洲文化遗产，以及认同美国信念的原则”。[4]按此原理推论，中国实现国家认同的方法就是，全民共同认同中国是儒释道三教为主的国家，认同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讲中文，弘扬国学，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实践一国两制，在国家主权及文化上，必须坚守“一国”的原则。在文化方面，推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祖国大陆、港、澳、台共同学习国学，研究国学，弘扬国学。台独分子在文化领域大搞“去中国化”，贬低国学，目的就是要切断祖国大陆同台湾之间的文化纽带和精神纽带。对付台独的有力方法，就是全力振兴国学。

 

6、推动世界和平

中华文化具有倡和谐、重德性、求和平的特性，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学中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德服人”，可以成为建设世界和平的五大原则。

当前国际社会主导的原则仍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起点不同的国家遵守同一由大国制定的国际规则，必然造成不公平的现象；依靠势力来建立国际新秩序，必然产生以强凌弱的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 正始》中讲：“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十大义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如能在全球得以推广，造成全球的共同意识，并真正按这十大义理去做，才能实现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J].新民丛报第22号

[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7卷第1号.

[3]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J].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4]（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新华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