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复兴国学之伟大意义
日期:202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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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复兴国学之伟大意义
一、复兴国学,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物质家园已遭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同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经历了剃头易服、文字狱、全盘西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世俗功利主义、“左”倾思潮等重大冲击后,已变成一片废墟。国学,是建设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基本理念与基本材料。复兴国学,恢复传统生命信仰,可以充实、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并提高精神生活的品位,让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安身立命。
二、复兴国学,培养道德品质和人文素质
人的心灵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必须吸收存在于国学中的丰富营养。离开国学的滋养,将人放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就会受到世俗的种种习染;将人放在抽象的知识理论中,人们只会将道德词语作为包装自己、攻击别人的工具;将人放在某个流派的思想体系中,容易走向偏差。
三、复兴国学,建立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中国古代讲华夷之别,主要从文化上来讲。国学是中华民族存在标志,是中华民族显著特征。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就在于国学。国学消亡,“以夷变华”,中华民族即不存在。国学承载着民族精神,国学衰落,民族精神也就失落。必须使每个中国人通过学习国学,建立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并通过文化认同而建立民族认同,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意识,树立民族的自信与自尊,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民族团结,有利于建立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和文化纽带,有利于促进和维护中国统一。在全球化时代,在西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压力。前苏联的瓦解,重要原因就是将政治文化作为联系各加盟共和国的纽带,一旦政治上产生冲突,纽带即断裂。爱国主义如果不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真诚信仰上,不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上,不建立在对历代圣贤英烈的深厚感情上,就是浅薄的、功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者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立即走向卖国主义。契约关系与利益关系固然是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而建立共同的文化、价值、传统、历史、习俗基础上的共识,则是在同一民族中维护人与人关系的强大的精神纽带。章太炎在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的潮流是走向统一,中国维护了两千年的政治统一,她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值得世界上其他民族学习。
四、复兴国学,建设中国文化
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取得一定成就,而文化建设则长期滞后,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国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离开国学,中国的文化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前提下建设中国文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深厚的国学文化素养,几乎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产生。许多人的成名,是靠文章与著作的数量成名,靠关系网中相互吹捧成名,靠权力出名,靠快速移植西方学术话语和学术理论而成名(国人不知,以为是原创)。国学即是中华文明,在国学之外建设的文明,只能是异质文明、支离破碎的文明或不伦不类的文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五、复兴国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和”是国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弘扬国学,可以达致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国际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于经济发展给人们生活的保障,在于制度建设给人们的创造公平正义的环境,更在于人心。人心混乱,人性扭曲,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弘扬国学,让中国人民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安身立命,人人遵守道德规范,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
六、复兴国学,开展双向启蒙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思想,如果没有与之相对立的思想对它进行制约,这种思想就会恶性膨胀以至于超出合理的存在限度,从而产生有害的后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都需要双向启蒙,而不是单向启蒙。双向启蒙的主题是: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范、理性与德性、科学与人文、民主与治理、竞争与和谐、平等与秩序、激进与保守、物质与精神、多元与一统、权利与责任。在以上11对范畴中,单纯强调其中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就是单向启蒙。
个人与社会:在肯定人体的自主、独立、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的利益,协调社会关系,确立社会角色,抑制人欲的恶性膨胀。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只能在社会中得到体现,孤立的个体不存在尊严问题。当然,也不能站在抽象的或虚幻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实际上是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否定、侵害个人利益和个人尊严。“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56至257页)
自由与规范: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需要有合理的限度。任何自由的个体,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践行礼仪,尊重习俗,否则个体会走向混乱和无序。动物因受自身能力的限制,只能遵循自然法则,人的能力已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如果不对他进行文化的限制、道德的限制、社会的限制,则是非常可怕的动物。人有权力反抗邪恶,但不能背离正道。极端自由主义已发展到家庭瓦解、同性恋、性解放的阶段,已背离了正常的人性。当绝对自由的人处于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之中,他是不可能真正自由的。
理性与德性:若将理性作为审判一切的唯一尽度,得不到理性验证的善、美、信仰、宗教等就会被摧毁。任何事物都需要同时接受理性和德性的双重评判,即儒家主张的“既仁且智”。不能仅仅依靠人的理性,因为人性中恶的方面,人的“可堕落性”会将人的理性当做工具。
科学与人文:缺失人文、宗教、信仰的科学,走向科学主义,走向异化,导致人类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加速前行。孔德“宗教—玄学—科学”之文明进化图式,近代中国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以科学代替宗教”之论,均是将科学与人文、宗教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西方启蒙思想家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时候,反对宗教专制,但并没有反对基督教,维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举“科学”、“民主”之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同时反对中华民族的信仰主体——孔教,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
民主与治理:民主是需要提倡的,但也是需要克制的,没有克制的民主,就会出现社会混乱、道德失范、物欲膨胀、庸俗恶俗等问题。社会应当形成政治、法治、文治、德治、礼治五个治理系统。
竞争与和谐:竞争升级为斗争,斗争升级为战争,会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和谐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和平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平等与秩序:过于强调平等而忽略角色的差别,社会就丧失平衡机制。必须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将个人放在人伦关系、社会关系的一个恰当的点上。
激进与保守:当一个社会放任激进主义泛滥,而没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加以制衡,则传统就会断裂,社会就会被撕裂,失去发展的连续性。“大破”之后就是废墟,不可能在废墟上“大立”。激进派将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即“华夷之别”,偷换成“古今之别”。将中华文化视为“古”,将西方文化视为“今”,从而否定中华文化。当回顾新文化运动历史时,许多人将激进派当做历史的主线加以肯定,而将保守派作为历史的背景加以贬斥,而不是将新文化运动作为激进派、保守派共有的舞台。
物质与精神:现代社会物欲膨胀,许多人丧失了精神信仰,丧失了审美的能力,成为“拜物教”的信徒。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滥,将高尚的精神生活弃之如敝屣。
多元与一统:失去一统性的多元,易走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走向思想的混乱。在思想领域中,中华传统经学建立了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信奉。
权利与责任:先秦儒家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主张互尽义务。而后代体现法家思想的“三纲”,则重在上位者的权利,剥夺下位者的权利。在家庭之间,强调亲情可以化解矛盾,而在社会领域,特别在君臣关系中,亲情已丧失其效力,只能走法治与制衡之路。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许多现代思潮,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双向启蒙中的11对范畴中,将前者与后者对立起来,要前者而不要后者。现代社会成了单向的社会,成为病态的社会。国学中储备着大量的双向启蒙资源,对于矫正现代社会的弊病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七、复兴国学,探索人类生存之路
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已成为全球的主导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已进入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之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在中华农耕文明的模式中生存,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向中国席卷而来,中国改变了原有的生存道路,全面卷入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中。中国在西方工商文明之路时,出于盲目的冲动,出于“暴发户”的热情,出于拙劣的模仿,只知其利,不思其害,有人甚至喊出:“中国要现代化,需要300年殖民地”的口号,西方工商文明的弊病在中国表现得比西方国家更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拜金主义比西方国家更严重。在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中高谈低碳生活,至多是一种表演、一种伪装、一种心愿,是意识形态的骗局,是国际斗争的工具,是强国手中挥舞的大棒,是黑暗的巨室里一盏将要熄灭的灯。
西方工商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碳生活,包括高生产、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中华农耕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低碳生活,包括低生产、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
高碳生活是果,其原因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人欲膨胀、科技进步、能力提高、人口爆炸、民主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贫富分化、扩大内需、GDP主义、私有制、肉食、时装、人心(感官欲望)、广告宣传、竞争、丛林法则、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物教、精神生活感官化、高价文化产品。这些因素,是人们追求的“福”与“利”,而这些福与利积加在一起,就产生高碳生活这个“祸”与“害”。去除这些导致高碳生活的因素才能改变高碳生活模式,而去除这些因素也就意味着要放弃现代文明生活,但人们并不愿意这样做。
低碳生活是果,其原因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人欲节制、限制科技、限制能力、人口减少、专制主义 、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水平降低、平均主义、抑制需求、零增长与负增长、供应制、素食、简装、道德良知、俭朴生活、合作、协调、精神生活、低价或免费的文化产品。这些因素,绝大多数是人们厌弃的祸与害,而这些祸与害积加在一起,就产生低碳生活的福与利。要过上低碳的生活,就必须接纳这些因素,而要接纳这些低碳因素,也就意味着要接纳落后的生活形态,人们显然不愿意这样做。
人类的价值选择是,喜好高碳生活的构成要素,厌弃低碳生活的构成要素。现代社会,感官欲望炽盛,欲望是生命活动的动机和推动力;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人的欲望满足了一个之后,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民主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就是保障了人的消费权、排放权,政客迎合选民的需要,哪怕是低级的需要。资本的增值,需要同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结合,资本增值的过程也就是消费、排放、污染的过程。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希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人们过上了过去帝王也无法过上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谁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贫富分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碳排放的不公平。穷人向富人学习,穷国向富国学习,在增加消费和排放的道路上你追我赶。从人类的根本利益来看,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人类走向毁灭的话,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的价值就是弊大于利。科技利益集团对社会意识引导,使人类不能正确认识科技的弊端。人类能力的提高突破自然的限度,将手伸向更深的地下,伸向更高的天空。私有制使人感到,一个人占有越多,个人的价值就越大。享乐主义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主旋律,广告宣传制造了人的需求,俭朴生活被人抛弃、被人嘲笑。以上诸种现象,说明人类已在高碳生活的模式中越陷越深。高碳生活必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使地球从适宜人类居住转变为不适宜人类居住。因为,人类消耗速度远远高于自然生成速度,人类排放远远高于自然吸收,人类污染远远高于自然净化。最有权有钱的人,才有足够的金钱和足够的势力购买登上“诺亚方舟”的机票,逃向火星、月球甚至更遥远的太空。一般民众,只能坐以待毙。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途径,就是全人类回到中国儒释道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上,回到中华农耕文明的低碳生活模式上。汤因比说,只有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可以拯救人类。季羡林在《东风》杂志上发表的《“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一文中也说:“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
(选自《国学复兴方略》,陈杰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