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复兴国学之伟大意义

一、复兴国学，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物质家园已遭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同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经历了剃头易服、文字狱、全盘西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世俗功利主义、“左”倾思潮等重大冲击后，已变成一片废墟。国学，是建设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基本理念与基本材料。复兴国学，恢复传统生命信仰，可以充实、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并提高精神生活的品位，让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安身立命。

二、复兴国学，培养道德品质和人文素质

人的心灵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必须吸收存在于国学中的丰富营养。离开国学的滋养，将人放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就会受到世俗的种种习染；将人放在抽象的知识理论中，人们只会将道德词语作为包装自己、攻击别人的工具；将人放在某个流派的思想体系中，容易走向偏差。

三、复兴国学，建立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中国古代讲华夷之别，主要从文化上来讲。国学是中华民族存在标志，是中华民族显著特征。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就在于国学。国学消亡，“以夷变华”，中华民族即不存在。国学承载着民族精神，国学衰落，民族精神也就失落。必须使每个中国人通过学习国学，建立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并通过文化认同而建立民族认同，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意识，树立民族的自信与自尊，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民族团结，有利于建立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和文化纽带，有利于促进和维护中国统一。在全球化时代，在西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压力。前苏联的瓦解，重要原因就是将政治文化作为联系各加盟共和国的纽带，一旦政治上产生冲突，纽带即断裂。爱国主义如果不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真诚信仰上，不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上，不建立在对历代圣贤英烈的深厚感情上，就是浅薄的、功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者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立即走向卖国主义。契约关系与利益关系固然是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而建立共同的文化、价值、传统、历史、习俗基础上的共识，则是在同一民族中维护人与人关系的强大的精神纽带。章太炎在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的潮流是走向统一，中国维护了两千年的政治统一，她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值得世界上其他民族学习。

四、复兴国学，建设中国文化

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取得一定成就，而文化建设则长期滞后，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国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离开国学，中国的文化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前提下建设中国文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深厚的国学文化素养，几乎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产生。许多人的成名，是靠文章与著作的数量成名，靠关系网中相互吹捧成名，靠权力出名，靠快速移植西方学术话语和学术理论而成名（国人不知，以为是原创）。国学即是中华文明，在国学之外建设的文明，只能是异质文明、支离破碎的文明或不伦不类的文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五、复兴国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和”是国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弘扬国学，可以达致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国际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于经济发展给人们生活的保障，在于制度建设给人们的创造公平正义的环境，更在于人心。人心混乱，人性扭曲，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弘扬国学，让中国人民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安身立命，人人遵守道德规范，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

六、复兴国学，开展双向启蒙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思想，如果没有与之相对立的思想对它进行制约，这种思想就会恶性膨胀以至于超出合理的存在限度，从而产生有害的后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都需要双向启蒙，而不是单向启蒙。双向启蒙的主题是：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范、理性与德性、科学与人文、民主与治理、竞争与和谐、平等与秩序、激进与保守、物质与精神、多元与一统、权利与责任。在以上11对范畴中，单纯强调其中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就是单向启蒙。

个人与社会：在肯定人体的自主、独立、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的利益，协调社会关系，确立社会角色，抑制人欲的恶性膨胀。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只能在社会中得到体现，孤立的个体不存在尊严问题。当然，也不能站在抽象的或虚幻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实际上是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否定、侵害个人利益和个人尊严。“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56至257页）

自由与规范：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需要有合理的限度。任何自由的个体，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践行礼仪，尊重习俗，否则个体会走向混乱和无序。动物因受自身能力的限制，只能遵循自然法则，人的能力已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如果不对他进行文化的限制、道德的限制、社会的限制，则是非常可怕的动物。人有权力反抗邪恶，但不能背离正道。极端自由主义已发展到家庭瓦解、同性恋、性解放的阶段，已背离了正常的人性。当绝对自由的人处于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之中，他是不可能真正自由的。

理性与德性：若将理性作为审判一切的唯一尽度，得不到理性验证的善、美、信仰、宗教等就会被摧毁。任何事物都需要同时接受理性和德性的双重评判，即儒家主张的“既仁且智”。不能仅仅依靠人的理性，因为人性中恶的方面，人的“可堕落性”会将人的理性当做工具。

科学与人文：缺失人文、宗教、信仰的科学，走向科学主义，走向异化，导致人类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加速前行。孔德“宗教—玄学—科学”之文明进化图式，近代中国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以科学代替宗教”之论，均是将科学与人文、宗教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西方启蒙思想家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时候，反对宗教专制，但并没有反对基督教，维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举“科学”、“民主”之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同时反对中华民族的信仰主体——孔教，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

民主与治理：民主是需要提倡的，但也是需要克制的，没有克制的民主，就会出现社会混乱、道德失范、物欲膨胀、庸俗恶俗等问题。社会应当形成政治、法治、文治、德治、礼治五个治理系统。

竞争与和谐：竞争升级为斗争，斗争升级为战争，会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和谐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和平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平等与秩序：过于强调平等而忽略角色的差别，社会就丧失平衡机制。必须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将个人放在人伦关系、社会关系的一个恰当的点上。

激进与保守：当一个社会放任激进主义泛滥，而没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加以制衡，则传统就会断裂，社会就会被撕裂，失去发展的连续性。“大破”之后就是废墟，不可能在废墟上“大立”。激进派将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即“华夷之别”，偷换成“古今之别”。将中华文化视为“古”，将西方文化视为“今”，从而否定中华文化。当回顾新文化运动历史时，许多人将激进派当做历史的主线加以肯定，而将保守派作为历史的背景加以贬斥，而不是将新文化运动作为激进派、保守派共有的舞台。 

物质与精神：现代社会物欲膨胀，许多人丧失了精神信仰，丧失了审美的能力，成为“拜物教”的信徒。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滥，将高尚的精神生活弃之如敝屣。

多元与一统：失去一统性的多元，易走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走向思想的混乱。在思想领域中，中华传统经学建立了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信奉。

权利与责任：先秦儒家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主张互尽义务。而后代体现法家思想的“三纲”，则重在上位者的权利，剥夺下位者的权利。在家庭之间，强调亲情可以化解矛盾，而在社会领域，特别在君臣关系中，亲情已丧失其效力，只能走法治与制衡之路。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许多现代思潮，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双向启蒙中的11对范畴中，将前者与后者对立起来，要前者而不要后者。现代社会成了单向的社会，成为病态的社会。国学中储备着大量的双向启蒙资源，对于矫正现代社会的弊病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七、复兴国学，探索人类生存之路

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已成为全球的主导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已进入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之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在中华农耕文明的模式中生存，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向中国席卷而来，中国改变了原有的生存道路，全面卷入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中。中国在西方工商文明之路时，出于盲目的冲动，出于“暴发户”的热情，出于拙劣的模仿，只知其利，不思其害，有人甚至喊出：“中国要现代化，需要300年殖民地”的口号，西方工商文明的弊病在中国表现得比西方国家更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拜金主义比西方国家更严重。在西方工商文明的生存模式中高谈低碳生活，至多是一种表演、一种伪装、一种心愿，是意识形态的骗局，是国际斗争的工具，是强国手中挥舞的大棒，是黑暗的巨室里一盏将要熄灭的灯。

西方工商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碳生活，包括高生产、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中华农耕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低碳生活，包括低生产、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

高碳生活是果，其原因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人欲膨胀、科技进步、能力提高、人口爆炸、民主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贫富分化、扩大内需、GDP主义、私有制、肉食、时装、人心(感官欲望)、广告宣传、竞争、丛林法则、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物教、精神生活感官化、高价文化产品。这些因素，是人们追求的“福”与“利”，而这些福与利积加在一起，就产生高碳生活这个“祸”与“害”。去除这些导致高碳生活的因素才能改变高碳生活模式，而去除这些因素也就意味着要放弃现代文明生活，但人们并不愿意这样做。

低碳生活是果，其原因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人欲节制、限制科技、限制能力、人口减少、专制主义 、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水平降低、平均主义、抑制需求、零增长与负增长、供应制、素食、简装、道德良知、俭朴生活、合作、协调、精神生活、低价或免费的文化产品。这些因素，绝大多数是人们厌弃的祸与害，而这些祸与害积加在一起，就产生低碳生活的福与利。要过上低碳的生活，就必须接纳这些因素，而要接纳这些低碳因素，也就意味着要接纳落后的生活形态，人们显然不愿意这样做。

人类的价值选择是，喜好高碳生活的构成要素，厌弃低碳生活的构成要素。现代社会，感官欲望炽盛，欲望是生命活动的动机和推动力；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人的欲望满足了一个之后，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民主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就是保障了人的消费权、排放权，政客迎合选民的需要，哪怕是低级的需要。资本的增值，需要同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结合，资本增值的过程也就是消费、排放、污染的过程。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希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人们过上了过去帝王也无法过上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谁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贫富分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碳排放的不公平。穷人向富人学习，穷国向富国学习，在增加消费和排放的道路上你追我赶。从人类的根本利益来看，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人类走向毁灭的话，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的价值就是弊大于利。科技利益集团对社会意识引导，使人类不能正确认识科技的弊端。人类能力的提高突破自然的限度，将手伸向更深的地下，伸向更高的天空。私有制使人感到，一个人占有越多，个人的价值就越大。享乐主义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主旋律，广告宣传制造了人的需求，俭朴生活被人抛弃、被人嘲笑。以上诸种现象，说明人类已在高碳生活的模式中越陷越深。高碳生活必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使地球从适宜人类居住转变为不适宜人类居住。因为，人类消耗速度远远高于自然生成速度，人类排放远远高于自然吸收，人类污染远远高于自然净化。最有权有钱的人，才有足够的金钱和足够的势力购买登上“诺亚方舟”的机票，逃向火星、月球甚至更遥远的太空。一般民众，只能坐以待毙。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途径，就是全人类回到中国儒释道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上，回到中华农耕文明的低碳生活模式上。汤因比说，只有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可以拯救人类。季羡林在《东风》杂志上发表的《“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一文中也说：“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

（选自《国学复兴方略》，陈杰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6版。）